《明史知理》
（十四）
约法三章
汉高祖刘邦起兵讨伐秦朝，因其在沛县起兵，故被称作沛公。他率领军队攻破崤关，抵达秦国都城咸阳后，派人召集各县德高望重的乡绅和当地贤能豪杰前来，慰问他们道：“秦朝君主无道，法令繁杂严苛，你们百姓受秦朝迫害已久。若有人议论时政，便会被指为诽谤，处以灭族之罪；两人在街上交谈，就会被认为别有用心，押赴刑场斩首，其暴虐程度可见一斑。我出发时与诸侯约定：谁先攻破咸阳，谁就称王。如今我先入关，理应在关中称王，为你们百姓做主。今日我与父老乡亲约法三章：‘只有杀人者，才需抵命；伤人及偷盗者，只需承担相应罪责，不应一概处死。’此外，所有苛法一律废除。”
刘邦担心远方之人不知此事，便派人会同秦朝官吏，前往各县乡邑，向百姓一一宣传这个约定。当时百姓深受其害，听到这番话，如获救赎，无不欢欣鼓舞。乡绅们争相带着牛羊酒食送到沛公军中，只担心他不能成为秦王。
由此可见，汉朝之所以兴旺发达，在于刘邦善于安抚民心。所以，用良策惠及百姓，是安民抚民；与民争利，则是害民虐民、与民为敌。因此，统一天下之人，应当以宽仁为根本。
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有严苛就有宽松，有繁琐就有简单。
自百家争鸣以来，各种思潮催生了各种流派，形成了思想大碰撞的春秋战国思想大解放时代，百川归海最后归纳为儒、道、墨、法四大流派。秦朝用法家思想统一全国，其实法家讲的是一个系统的程序，而道家则是放宽秩序，用自然之道不人为干涉政务，儒家则采用兼而有之的取中之道。
在秦法施行过程中，过度使用律条，缺乏变通，物极必反，所以秦朝灭亡了。
古人认为，周朝灭亡，并非秦朝灭了周礼，而是《周礼》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潮流、新的生产关系。同理，秦朝的灭亡，不仅仅是汉朝灭了《秦律》，同样是《秦律》不能适应新型中小地主追求的利益。灭秦的不是汉朝，而是秦律不能适应新的时代。
《约法三章》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处理复杂的关系，用最简单的办法；处理简单的事物，从细微之处着手。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智慧不断闪耀光芒。后世诸多朝代在治理过程中，也在不断权衡严苛与宽松、繁琐与简单之间的关系。
唐朝初期，统治者汲取隋亡教训，心怀“宽仁”。唐太宗李世民深知百姓疾苦，轻徭薄赋，推行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就如刘邦的“约法三章”，唐太宗简化律法，减轻刑罚，让百姓得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发展生产。贞观年间，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景象。
而到了宋朝，统治者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诸多创新。一方面，为防止地方割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比如“杯酒释兵权”中用富贵换取将领们手中的兵权，制度可以简约而不可繁琐；另一方面，在文化、商业领域却极为宽松开放。宋朝文人地位极高，但也因此带来了文强武弱的局面，虽然文化艺术蓬勃发展，商业活动更是繁荣昌盛，城市经济高度发达，但也使宋朝长期处于强敌环伺的局面。这一宽一严之间，体现出宋朝统治者对治理之道的独特理解。
这种治理方式虽不完美，但事物总是在前进中不断完善提高的，作为后人，不可过分苛求。
《约法三章》所蕴含的道理，始终是后世治理国家、处理事务的宝贵借鉴。无论是治国理政，还是为人处世，都应懂得在复杂与简单之间找到平衡，以灵活变通的方式应对各种情况。
其实这其中还有一个自然之理便是“适者生存”的道理。任何法律与令条，都要与现实结合，在现实中产生，在现实中应用，在现实中改进，在现实中修改。政令永远依托在社会的实践中运行。
只要掌握了事物的真理，律令就会成为真理的翅膀与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