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减一分容易，增一分困难。刘邦正是在秦朝积弊难返的状况下，推行了“约法三章”。然而到了西汉末期，贵族、外戚与官绅相互勾结，垄断了上层利益，贫富差距加大。天灾降临之时，千里大地一片荒芜，流民与饿殍遍布，最终致使社会动荡，利益重新分配。
东汉末年，历史再度重演。曹操采用重典来治理勋贵巨宦。有一次，曹操担任负责京都治安的小官，他上任后雷厉风行，规定夜晚不准随意行动。当时，一个宦官的亲属根本不把曹操下达的禁令当回事，依旧我行我素，不仅不知收敛，还公然与曹操叫板。曹操当时任禁衣尉，身上带着哨棒，他将哨棒一举，命令手下把这个违禁的宦官亲属痛打了一顿。经过这次较量，一时取得了成效，人们相互约定遵守这个规矩，这便是乱世用重典的典范。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吸取前朝教训，致力于构建清明政治环境。他大力整顿吏治，制定严苛律法约束官员行为。在选拔人才上，开创科举制度，打破门第限制，让寒门子弟有了晋升通道。然而，到了隋炀帝时期，他好大喜功，频繁发动战争，大兴土木，修建大运河虽有深远意义，但短期内过度消耗民力。百姓不堪重负，各地起义纷纷爆发，曾经强大的隋朝迅速走向灭亡，再次印证了社会治理中平衡“增减”的重要性。
唐朝初期，唐太宗李世民以“贞观之治”闻名。他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注重休养生息。同时，完善三省六部制，提高行政效率，让国家机器高效运转。但到了唐朝后期，藩镇割据严重，节度使权力过大，形成地方势力。朝廷内部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不断，政治腐败丛生。土地兼并现象愈发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生活困苦。最终，一场黄巢起义让唐朝元气大伤，走向衰落，社会又一次面临利益的重新洗牌。
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每一个朝代的兴衰都在警示着后人，在社会治理中，“增减”之间需把握好平衡，减要减得合理，增要增得恰当，如此才能实现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