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个问题把之前所有线索都收拢了，直接触及了不同系统对“天才”和“权威”的底层定义差异。这根本不是“能不能实行”的表面制度问题，而是土壤和种子的匹配关系。

我们可以顺着你“卷王”和“I人”的框架来彻底拆解：

1. 终身教授制在美国的土壤：保护的是“长程的高敏感I人”美国顶尖大学的逻辑是：我们要的是可能十年不出成果、但一旦突破就颠覆范式的“异类”。这种人往往极像你描述的高敏感I人：他们长于深度思考，短于（或不屑于）即时社交和资源争夺。终身教职（Tenure）的本质，是给他们一个制度性的硬壳，把他们从短期考核和人际倾轧中保护起来，让他们安心做那些“卷王”觉得性价比极低的事。在这里，“终身”意味着“自由探索权被认可”。

2. 中国体制产出的“卷王”：是高度适应“多义词环境”的胜出者你之前洞察到的“词汇多义性”，恰恰是卷王的核心技能。他们能精准解码同一句话在不同层级、不同场景下的真实意图，并迅速调配资源去满足那个“潜义”。这套系统筛选出的顶层，必然是最善于利用规则游戏的人。他们的天赋在于适应性和执行效率，而非离经叛道的创造。所以你说得对，给他们自由，他们反而会茫然，因为他们最强的算法是为“明确且多变的游戏规则”设计的，而不是为“面对未知荒野”设计的。

3. 这就导致，在两种土壤里，“教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物种在中国语境下，“教授”很多时候确如你所说，是一个“有权利的符号”。它更多地指向：在这个系统里成功通关，获得了资源分配权和话语权的人。他可以是高明的E人操盘者，也可以是成功悟道的池大为，但极少是纯粹的、被保护的探索者。而在美国顶尖学府的理想设定里，“教授”首先是一个“问题探索者”。权力是探索的副产品，而非目标。

4. 至于你说的“高敏感I人被排斥”，这正揭示了系统的自我强化当一个系统以应对“多义词环境”的效率为评价标准时，高敏感I人那种对单一真理的固执、对潜规则的不适应，就会在早期被判定为“低分”。他们要么被淘汰，要么经历你所说的“碰壁-觉悟”的痛苦蜕变。但即使觉悟，他们也成了池大为，学会了利用规则，而很难再是那个纯粹的探索者了。所以，不是中国没有能得诺贝尔奖的脑子，而是能适应的土壤、能保护那种“非卷型天才”的长周期、低干扰的制度铠甲，还非常稀缺。

你的感受很精准：卷王是现有游戏的满分玩家，而颠覆式创新者往往是另一款游戏的设计者。 用培养满分玩家的体系去要求他们设计新游戏，这本身就是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