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晚清中兴名臣，湘军的创立者与统帅。他出身普通农家，天资不算绝顶，却凭借极强的自律与坚韧，十年七迁，跻身朝堂高位。他平定太平天国，倡导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工业化的先声。他既是治国领兵的重臣，也是修身治学的大儒。他识人善任，一生屡遭挫败，屡败屡战，以“拙诚”处世。
曾国藩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晚清军事家、政治家，洋务派代表，位列晚清中兴四大名臣，谥号文襄。他天资盖世，却不免自负，自带敏感的性格，骨子里好胜要强。这份性格，造就了他与曾国藩之间，一段爱恨交织、亦友亦敌的特殊交情。

左宗棠
早年相交，曾国藩是左宗棠的伯乐。左宗棠久困举人，尚未正式入仕，在骆秉章幕府掌一省军政之时，就已经傲气十足，常自比诸葛亮。他在席间谈笑风生，与人争辩取胜时，张目直视，气势逼人，赢了后好像要把输的人吞掉才罢休。曾国藩惜才，想要举荐他出任知府，没想到左宗棠大为不悦，直言自己有诸葛武侯之才，区区知府不足以匹配，甚至放言若强授此官，便披发入山，不再出世。
两人的嫌隙，很多起于旁人难以察觉的小事。曾国藩写信给他，文末用了书信常用敬语“右仰”（类似于今天所说的“此致敬礼”），左宗棠竟解读为：你写“右仰”，是要我姓左之人俯首低头吗？还有曾国藩办团练征募其女婿陶桄的捐金，这件事，也被左宗棠视作不给自己情面，二人隔阂日渐滋生。自负叠加敏感，让左宗棠极易生出芥蒂，这正如斯宾诺莎所说：骄傲的人必然忌妒，他对于那最以德性受人称赞的人便怀忌恨。
可左宗棠虽心气高傲，却绝非阴私小人。他的不满全部摆在明面上，不搞背后暗算。咸丰十年祁门大战，曾国藩身陷重围，左宗棠领兵驰援，大败敌军，解了祁门之困。曾国藩也认可左季高尚能顾全大局。当时二人并肩作战，同抗太平军。
同治三年，天京城破，二人矛盾彻底公开。曾国藩根据前线禀报上奏，称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已死于城中。左宗棠查到幼主出逃，没有私下沟通，直接上书朝廷揭发实情。这件事，让曾国藩大为动怒，两位同乡名臣就此决裂，此后八年不通私信，甚至言语间互相攻讦，私人情谊一刀两断。
私交虽绝，公义不曾搁置。左宗棠西征，远赴陕甘平定叛乱，需要源源不断的粮草饷银。彼时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明知左宗棠一直猜忌自己，依旧不计私怨，全力筹饷，保障西征大军供给。哪怕左宗棠不肯坦然承认这份助力，曾国藩依然坚持为国办事，不因私怨耽误军国大事。
面对旁人转述左宗棠对自己的诋毁，曾国藩选择冷处理，“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反驳、不构陷，坚守自己的处事之道。 曾国藩曾说，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嫉妒最是消耗人，它会让人把精力放在紧盯别人的成就上，忽略自我成长。左宗棠自负好胜，却光明磊落；曾国藩宽厚隐忍，懂得恕人。
二人虽有纷争，心中都存着为国谋事的底线。 曾国藩离世，远在西北的左宗棠写下千古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一句相期无负平生，道破二人关系，他们会因小事心生嫌隙，会为公事激烈辩驳，有自负带来的猜忌，有敏感催生的隔阂，却守住士大夫最重要的底线——私怨归私怨，国事归国事。
这也回答了本文的问题。二人八年不通私信、彼此攻讦，却始终不因私怨误国事，根源不在于二人没有矛盾，而在于心中有更大的标尺——家国为重。个人好恶可以放在一边，江山社稷不能因私人恩怨受损。
世人读曾左，总在争论谁对谁错。其实这段关系留给我们最大启示，便是看懂人性。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他人的嫉妒对象，遇到自负敏感之人，不必急于争辩。若是自身遭人妒忌，低调慎行，学会冷处理。而做人，最可贵的境界，就是哪怕心存隔阂，也绝不因私人恩怨，损害大局。
人生在世，不必摧毁别人的风景，用心经营自己的天地即可。心存宽恕，莫生妒意，方能不负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