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活到九十多，这辈子没干过一件像样的大事，也没一年不吃药的。
她十六岁嫁到外公家，那天穿的是借来的红棉袄，进门就开始烧火做饭。外公是村里的木匠，常年在外给人打家具，地里刨食、带孩子、喂牲口的活全落在外婆一个人肩上。她生了六个孩子，活了四个，中间那两个没站住，一个三岁出疹子，一个刚满月就没了。村里老人说那个年代这样的事不稀奇，外婆从来不提，只是每年到了那两个日子，她会多烧一炷香，谁问都不说给谁的。
她这辈子走得最远的地方是县城。大儿子在县城安了家，每年接她去住几天。她去了就闲不住，把儿子家阳台上的花盆重新翻土，把厨房油污擦得锃亮，把孙子的衣服按颜色深浅分开叠好。儿媳妇说妈你歇着，她说歇着浑身不自在。住不到一礼拜就要回村，说家里鸡没人喂，菜地该浇水了。其实鸡早就托给邻居了，菜地也荒了好几年。她就是觉得县城楼房太高，脚踩不到土，心里不踏实。
外婆的药罐子从五十岁出头就搁在灶台边上，黑乎乎一个砂锅，盖子缺了个口，用铁丝箍着。高血压、关节痛、胃不好、后来又有心脏的毛病，每天三顿药，一顿不落。她自己记得比谁都清楚，哪种药饭前吃，哪种饭后吃，哪种不能跟另一种一起吃，脑袋里像装了一本账。村里卫生所的医生换了好几个，每个新来的医生看完她的病历都说老人家您这药吃得比我还明白。外婆就说，吃了几十年了，闭着眼都晓得。
她八十岁那年摔了一跤，胯骨裂了。医生说得做手术，但年纪太大，风险高，让家里人商量。几个子女在病房外面争了一下午，有说做，有说不做。外婆躺在病床上听得不耐烦，自己坐起来说，不做了，回去养。回家躺了三个月，硬是自己慢慢下床走动了。开始扶着墙，后来拄着拐棍，再后来拐棍也扔了，就是走路有点瘸。村里人问她疼不疼，她说疼什么，能走就行。
她八十五岁以后记性开始变差，有时候认不清人。小儿子从外地回来站在她面前，她要愣半天才想起来。但奇怪的是，药从来没吃错过。儿子们觉得不可思议，问她怎么记得住，她说药认得她，她也认得药，这是几十年的交情。后来有人总结，外婆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把药吃明白，把日子过下去，一天一天，不着急。
她九十岁生日那天，四个子女带着孙辈回来，在院子里摆了两桌。外婆坐在主位上，穿着件新做的深蓝色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她没说什么大道理，挨个看了每个人一遍，说了一句：都好好的就行。那天她吃了半碗饭，比平时多。晚上人散了，她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不肯进屋，看院子里的灯一盏一盏灭掉。
最后那两年外婆基本不出门了。坐在堂屋的藤椅里，面前放一杯温水，旁边是她的药盒。有人来看她，她认得就聊几句，不认得就笑一笑。她不再管药吃没吃，因为儿女们排了班，每天有人来给她分药、倒水、看着她咽下去。她从一个自己管药管了几十年的人，变成了被人管着吃药的人。这个过程她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适应，只是偶尔会提醒给她倒水的人，杯底那个白色的小药片还没化，再等一等。
外婆走的那天是凌晨，没有惊动任何人。护工早上来给她翻身，发现她已经没了呼吸。脸上很平静，嘴角甚至像是带着一点点往上弯的意思。医生说该做的都做了，这个年纪，睡一觉走，是福气。子女们从各地赶回来，收拾遗物的时候在枕头底下发现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各种药瓶，每个瓶子上都用圆珠笔写着字：早一粒、晚两粒、胃不舒服时加一粒。字迹从早年的工工整整，到后来的歪歪扭扭，再到最后几年只是几个含糊的笔画。塑料袋最底下压着一张折了很多遍的纸，打开是四个子女的电话号码，每个号码后面画了一道横线，有的横线划了三四道，有的只划了一道。
外婆这辈子确实没干过什么像样的大事。没上过报纸，没得过奖状，没挣过大钱，没出过远门。她把一辈子拆成了无数个平常的日子，每天煎药、做饭、喂鸡、扫地、缝补、等儿女回来。这些事单独拎出来哪一件都不值一提，可她把它们串在一起，串了九十多年，串成了一个家。
那些药瓶最后被收进了纸箱，放在老屋的柜子顶上。老屋现在锁着，钥匙在大儿子手里。每年清明他们回去上坟，会顺便开门通通风。柜子顶上的纸箱已经积了一层灰，没人再去翻那些药瓶。但每一个吃过外婆做的饭、穿过外婆缝的衣、被外婆拉着手问过冷暖的人都知道，她把一辈子最要紧的事都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