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历史人物中，张学良是最具争议、也最功过分明的人物。大众普遍质疑：九一八事变他执行不抵抗政策，丢失东北大好河山，率部入关避战，为何官方仍评定其为“千古功臣”？事实上，历史评价遵循功过分立、大局优先、时代取舍原则。张学良的过错真实存在，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性功绩，足以支撑“千古功臣”的权威定论，这一评价公正客观、实至名归。

首先必须正视张学良不可推卸的历史过错。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遵从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误判日军野心，下达不抵抗命令，数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短短数月东北全境沦陷，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东北工业、矿产、粮食资源尽数落入日寇之手，为日本全面侵华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历史污点，是无法洗白、必须正视的重大过失，直接造成近代中国深重的民族灾难。

但历史评价从来不是“一错全盘否定”。张学良“千古功臣”的称号，绝非源于九一八，而是来自两次改写中国近代史的顶级爱国壮举，这也是官方与史学界的核心定论。

第一大功绩是东北易帜，促成全国统一。1928年张作霖遇刺后，东北局势动荡，日本企图分裂东北、扶植傀儡政权。张学良顶住日方巨大压力，毅然宣布东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此举结束了清末以来军阀割据、国家分裂的混乱局面，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大一统，粉碎了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奠定了近代统一国家的基础。

第二大、也是奠定千古功臣地位的核心功绩——西安事变。1936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蒋介石坚持内战剿共、消极抗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出于民族大义，毅然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终结了十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搭建起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成为中国近代史由内战转向全民抗战的生死转折点。若无此次兵谏，内战持续消耗国力，中国大概率无法凝聚力量抵御日本全面侵华，民族危亡将无法逆转。

更可贵的是，张学良为民族大义付出终身代价。事变和平解决后，他主动送蒋回南京，随即遭到终身软禁，失去半生自由，以个人荣辱、政治前途、半生自由为代价，换取了全民族的抗日大局。这种舍小我、救大局的爱国胸襟，是近代军阀将领中极为罕见的担当。

从另一个角度，更加清晰的明了张学良西安事变的重要性。陕北根据地人少，土地贫瘠，不足以养活大量的军队和政府机关。陕北向西发展由马步芳，马鸿逵的部队，根本没有向西拓展的空间。向东越过黄河，是阎锡山的地盘。阎锡山的实力也不容小觑，也限制了向东发展的空间。向南是西安，是陕西的核心地带，攻取西安在当时是没有那个实力，如果张学良退出陕西，入福建，由蒋介石的中央军入西安，再北上进攻陕北根据地，双方实力对比比较悬殊，红军会很艰难。向北发展是茫茫大漠，历史上没有向那里发展的成功案例

。西安事变改变了国共对峙的局面，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让到达陕北的红军未来抗日战争深入敌后，迅速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提供了可行性条件。所以张学良功不可没，这是他评为千古功臣的必要条件。

综上，张学良有错亦有功，过失不掩功勋。九一八不抵抗是其终身遗憾，必须被历史铭记批判；但东北易帜促统一、西安事变挽危局，两项历史性功绩利在当代、功在千秋。所谓“千古功臣”，是对其挽救民族命运、促成全民抗战伟大贡献的公正定论，完全实至名归。历史对他的评价，是功过分明、客观公允的百年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