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年前，湿泥上一枚不经意的指印，如今成了改写历史认知的生物学证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山东大学联合在《文化遗产杂志》发表研究：兵马俑制作者中，成年男性占45%、成年女性占32.7%、15岁以下未成年人占22.3%。这支为秦始皇守陵的地下雄师，很可能并非清一色由壮年男丁铸就——女人和孩子的手，也曾按进这些泥胎里。[[4]][[1]][[11]]

79枚指纹的提取与推断链路

研究团队对23件陶俑拍摄记录91枚候选指纹，剔除12枚疑似同一人重复捺印，保留79枚独立样本。[[12]][[19]]

关键在于嵴线宽度：嵴线（指纹纹线）间距随年龄增长变宽，男性通常略宽于女性。研究引入贝叶斯混合模型，不逐枚鉴定身份，而是将79枚指纹作为整体，在群体层面估算性别与年龄构成。[[2]][[12]][[20]]

成年男性指纹占比

45.0%

一号坑T23探方群体推断

成年女性指纹占比

32.7%

首次量化出现的生物学证据

15岁以下未成年

22.3%

约每5枚中有1枚属未成年人

有效指纹样本

79枚

从91枚候选去重后获得

从发现到研究：兵马俑的半个世纪

1974年 — 陕西临潼农民打井时意外挖出陶俑残片，沉睡地下的秦代地下军阵重见天日。[[3]][[10]]

1987年 —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获誉"世界第八大奇迹"。[[3]][[10]]

此后数十年 — 学界对兵马俑"怎么造"研究透彻，从模制、捏塑到烧制工序均有大量成果，但"谁来造"始终缺乏直接证据，考古界长期默认由成年男性工匠主导。[[3]][[1]]

2025年 — 陕西省文物局发布信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考古人员借助科技手段，在出土陶俑身上累计发现100多枚工匠指纹印痕。[[4]][[27]]

2026年10月 —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合作，在国际期刊《文化遗产杂志》发表研究成果，首次以量化生物学证据表明兵马俑制作者涵盖成年男性、女性与未成年人。[[1]][[11]][[23]]

各方如何看这项研究

传统方法为何失灵

传统方法

无法量化判定

· 嵴线宽与密度互为倒数，不能独立推断

· 成年女性与12—16岁少年男性数值区间高度重叠

· 陶胎烧制收缩影响测量精度，无法与现代数据直接对应

贝叶斯混合模型

群体层面突破

· 以现代参考数据集第95百分位数消除收缩误差

· 不逐枚鉴定，而是推断整批指纹的群体构成

· 首次实现对古代指纹的量化性别年龄估算

指纹位置对应制作工序

兵马俑采用"模塑结合、分件组装"模式：头、臂、铠甲等部件分开预制再拼接。[[1]][[8]][[11]]

79枚指纹正集中于这些分体部件：73枚表面指纹为塑形修整湿胎时按压形成，6枚浮雕指纹为粘贴甲钉、腰带等泥饰时握持形成。女性与少年最可能参与俑体制作、搬运或组装等工序。[[1]][[13]][[22]]

研究者划定的边界

上述比例为群体层面的统计估计，不能简单对应单名工匠；T23探方仅为局部区域，样本与参考数据亦有局限，结果应视为基于现有样本的估计。

研究团队声明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山东大学，发表于《文化遗产杂志》

三点边界值得注意：群体层面意味着79枚指纹≠79名工匠，同一人可能留下多枚；T23探方仅是一号坑局部，二号坑、三号坑工匠群体未必同源；45%/32.7%/22.3%是阶段性估计，有待更大样本校验，不宜直接推广至约8000尊陶俑。[[25]][[26]][[29]]

同类参照：古代大型工程的劳动力构成

指纹证据之外，秦代漆器铭文早已记录女性、男孩、女孩参与手工业生产的案例，但那是文字材料，无法落实到兵马俑这一具体工程。历史上对大型陵墓工程劳动力的推断，长期依赖《史记》"七十余万人"的笼统记载，从未区分性别与年龄。此次指纹研究是首次对单一考古遗址的工匠群体进行量化生物学画像，方法论意义不亚于结论本身——它为二号坑、三号坑乃至其他秦汉遗址的同类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16]][[24]][[28]]

指纹嵴线为何能推断年龄性别

可以把嵴线宽度类比成手掌纹路的"间距"——孩子手小、纹路细密；成年后手指变粗，纹路间距变宽。统计上，女性平均嵴线比成年男性略细，与少年男性数值相近。[[2]][[12]]

陶土烧制后会收缩，导致古代指纹尺寸失真。研究用现代参考数据集的第95百分位数做校正，相当于给古今差异打了一个换算系数，才能与现代标准比对。[[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