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部《工厂法》，限制部分纺织工厂使用童工，并设立工厂监察员。
又过了十多年，英国通过1847年《工厂法》，推动把纺织工厂中妇女和青少年的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十小时。
当时，蒸汽机已经应用了很多年，英国工厂的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可工人为了争取一天工作十小时，还需要长期奔走，推动议会立法。今天看来相当漫长的工作日，在那时竟是一项需要努力争取的改善。
机器干活比人快，按理说，人应该少干一点，生活也该更好一点。然而，英国工业革命早期，事实并非如此。
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研究发现，19世纪上半叶，英国每个工人能够创造的产出增加了，实际工资却长期停滞。所谓实际工资，就是把物价上涨扣掉以后，工资究竟能买多少东西。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实际工资才开始与生产率一起增长。他把这段经历称为“恩格斯停顿”。


从历史书上看，几十年不过几页纸。对一个靠工资生活的人来说，从年轻进厂到年老体衰，也不过几十年。
今天讨论AI，有一个许诺让人很心动。有人说，以后机器替我们工作，商品和服务越来越便宜，人不必辛苦上班，也能过上富足的生活。比如马斯克就这么说。
这种未来当然值得期待。但英国工人的经历，让人又疑虑重重。
假设一家公司原来雇十个人，现在借助AI，五个人就能完成同样的工作。客户照常付钱，公司少发五份工资，扣掉购买AI服务的费用，利润增加了。
留下的五个人会不会涨薪？不一定。
技术进步已经发生，公司的账目也更好看了，但员工和客户却未必能得到好处。
如果订单增加，公司把十个人都留下，用AI做更多业务，情况又会不同。员工可能得到奖金，也可能有机会承担更有价值的工作。但这取决于新增订单是否足够，以及收入如何分配。
工业革命初期，手工织工靠熟练的手艺挣钱。机器织出的布越来越多、成本越来越低，消费者可以买到更便宜的布，但是手工织工的产品却越来越难卖。
同一个人，买布时可能占了便宜，卖布时却失去了生计。
今天，一位翻译、设计师或程序员，也可能遇到相似的问题。
以前一项工作需要三天，客户愿意付三千元。如今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客户可能认为只该付几百元。如果订单没有相应增加，工作速度提高了，月收入反而可能下降。
当然，也有人借助AI接到了过去不敢接的业务。一个人能够完成更多环节，小团队也能做出原来需要大公司才能做的产品。AI降低了进入一些行业的门槛，给了后来者机会。
但门槛降低以后，竞争者也会增加。
你能用的工具，别人也能用。最初，会使用AI可能是一项优势；等同行普遍掌握以后，客户就会把更快交付、更低报价当成正常要求。
消费者能得到多少好处，同样要看市场。
如果许多公司都能提供类似服务，成本下降后，有人先降价争取客户，其他公司可能跟着降价。这样，效率提高就会传到消费者手里。
因此，一个人能不能因为AI而更富裕，既要看工资，也要看日常开支。做一张图片便宜了，写一份材料方便了，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收入下降，而房租、食品、养老等主要支出没有相应降低，生活未必比以前宽裕。
还有那些暂时失去工作的人。
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可能是永久失去了工作，或者只能找比原来更差的工作。这部分人就是技术革命带来的代价。
所以，讨论AI带来的财富，不能只看科技公司的收入增长了多少，也不能只看一项工作快了多少倍。还要看普通人的工资是否上涨，工作时间是否减少，以及便宜的服务是否真正进入了日常生活。
英国工人曾经等了很久。后来生活水平提高了，是历史事实；有人在漫长的等待中度过大半生，也同样是历史事实。
今天的人期待AI，没有人希望几十年后自己才能获利。他们只希望，下个月拿到工资后，花完必须花的钱之后，能多剩下一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