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铁门缓缓打开，溥仪作为首批获得特赦的战犯走出高墙，结束了整整十年的改造生活。他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同回到北京，被安排住进了崇文门内的崇内旅馆。

对溥仪而言，新生活的考验比他预想的要具体得多：从前在紫禁城里，穿衣叠被、递茶端水都有专人伺候，如今他要自己整理床铺，端着搪瓷碗排队打饭，学着和同住的人商量日常琐事。

住进旅馆没几天，两个穿长袍马褂的前清遗老不知从哪里打听来地址，守在旅馆楼下，一见到溥仪便扑通跪倒在地叩头请安。

溥仪当场脸色铁青，把对方递来的大红纸信封狠狠摔在地上，厉声让他们立刻离开，旁边的杜聿明等人连忙上前拉住他，才没有把场面闹得更加难堪。这件小事让同住的人都明白，特赦令可以撕下“皇帝”的身份标签，却没法一夜之间把旧时代在他身上刻下的痕迹彻底抹去。


安顿下来之后，溥仪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园劳动，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则前往京郊红星公社参加生产。植物园的工作并不繁重，浇花、除草、卖门票，溥仪每一样都做得格外认真，在这里待了一年左右，他和杜聿明等人才一同被调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为文史专员。直到这时，两人才真正成了朝夕相处的同事。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出身，抗战时期曾率机械化部队在昆仑关打出硬仗，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一个是国民党的知名将领，一个是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在旧时代，两人的人生轨迹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交集，可特赦之后，他们成了领同样工资、坐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又都暂时没有家眷在身边，工作之余便常常结伴外出散步。


1960年的一天，杜聿明提议一同去故宫看看。溥仪起初有些犹豫，沈醉后来在回忆录里提到过这个细节，他问溥仪是不是怕触景生情，溥仪苦笑一声，最后还是点了头。一行人走到午门口，杜聿明走到售票窗口买了票，转身把其中一张递到溥仪手里。

溥仪愣住了，他脱口问出一句让所有人都意外的话：“到这里来，我还得买门票？”杜聿明愣了一瞬，随即把票塞到他手里，笑着说现在所有人进故宫都要购票，溥仪捏着那张薄薄的门票，没再多说什么，跟着人流走进了午门。

进了故宫之后，溥仪的话反而少了，他走得很慢，目光扫过红墙黄瓦，杜聿明陪在他身侧，偶尔说两句闲话。走到太和殿前的广场，溥仪停下脚步站了很久，说自己小时候曾在这里踢过毽子；

再往里面走，哪座殿是当年上朝的地方，哪条小路通向后花园，哪个院子里曾藏过他小时候爱吃的点心，他都记得分毫不差。一行人在御花园休息时，有游客认出了溥仪，纷纷围过来想听听宫里的旧事，杜聿明怕人多拥挤出意外，便提议早点离开。

从故宫出来，几人又一同去了不远处的景山。沿着山路走到东坡，那棵相传崇祯皇帝自缢的老槐树静静立在那里，旁边立着“明思宗殉国处”的石碑。溥仪站在树前，足足沉默了十几分钟，一句话也没有说。杜聿明和其他人站在不远处等着，没人上前催促。

过了很久，溥仪才走到旁边的石头上坐下，点了一支烟。他深吸一口，缓缓开口：“从前做皇帝的时候，根本不会有人让我到这个地方来。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大多下场凄惨，我现在能有公民身份，有工作，有安稳的日子，已经是再好不过的结局了。”在场的人都没有接话，古树的枝干在风里轻轻晃动，两个相隔数百年的末代帝王的命运，就在这一刻形成了沉重的对照。

从景山回去之后，溥仪再也没有主动提过游览故宫的事。后来有人问起那次出行，他也只是简单说一句“故宫变化很大”，其余的话，都随着那次山路上的沉默，沉在了岁月的褶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