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军曾表示，百草枯曾是他颇为得意的作品。药不是他发明的，1962年英国ICI就已推上市场；他做的，是1996年起带团队把这项被外国垄断的工艺在中国造出来，人称「中国百草枯之父」。

可这件得意之作，后来成了一些人一时想不开时伸手就够得着的东西。

2016年接受经济观察报专访时，他说：「当时我从资料上看到过，没有解药……我没有想到这个产品会有人主动喝。」明知没解药，为什么还要做？这句"没想到"，又是怎么被现实击穿的？

31岁那年，他接下大专家都不碰的题

1996年，李德军31岁，刚当上山东省农药研究所副所长。他1983年从山东大学毕业，在所里干了十几年，最清楚这个单位的处境：钱少，名气小，在全国排不上号。

选题时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大院大所做的，他不做。道理很现实，跟人家撞车，拼人拼钱都拼不过，一辈子出不了头。

他在专访里说，当时太年轻，不知道这东西有多难，好多大专家都知道它不好弄。没人碰，恰恰成了他要的那道缝。

百草枯就卡在这道缝里。它是灭生性除草剂，喷上去杂草很快枯死，碰到土壤就被吸附失效，不伤庄稼根。这么好用的东西，技术却攥在跨国公司手里，普通农户用不起。

攻关的苦是实打实的。能参考的中文资料几乎没有，团队只能从分子结构往回推合成路线，在反应釜里一轮轮筛条件。2001年，研究所和红太阳集团合作建成年产2000吨的装置；2004年前后国产百草枯量产上市，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二个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

那么，"没有解药"这件事，他当年真不知道吗？知道。资料上写着，国外研究了很多年也没找到解毒办法。

他在专访里承认，自己对这一点并不是很重视：他当时认为农药并非供人饮用，未充分重视风险。在一个化工研发者眼里，农药本来就有毒，管住它的是生产、运输、使用的规矩。他盯着的是收率、成本，是一个小研究所能不能翻身。

可"没有解药"四个字在医学上有多重，后来的病房给出了答案。成人误服20%的水溶液，5到15毫升就可能致命，也就是一小口的量。它在肺里越积越多，引发进行性的肺间质纤维化，口服死亡率普遍在50%到90%以上。

更折磨人的是，整个过程中患者往往意识清醒，医生能做的只有洗胃、血液灌流这些辅助手段。说白了，人是清醒着等肺一点点变硬。

这些，他当年在资料上读到时，只当成了一行技术参数。

从用不起到几块钱一瓶

国产工艺很快转让给红太阳、济南绿霸等几家大企业，产能一下子起来了。据当时报道，价格从进口的近200元一公斤，降到20元左右。到2011年，中国百草枯产能占到全球约八成。

对种地的人来说，这是实打实的好事。青壮年往城里走，地里缺人手，以前用不起的药，现在花一顿饭钱，半天就能把一片地的草清干净。

百草枯很快成了不少人家杂物间、窗台上的常备品。问题就出在这里。

李德军后来琢磨明白了自己当初为什么没往那方面想。他说，在国外，种地的多是大农场主，打药要请有资质的专业公司来做，普通人在市场上很难买到这类农药。

中国是一家一户自己种，自己就能买到，买回来自己就能用。

同一瓶药，在国外隔着一家打药公司，在中国就放在灶台边上。他参照的是国外的经验，药却落进了中国农村的院子里。

那个院子里藏着一个当时很少有人正视的问题：冲动。研究发现，在服农药自杀未遂的人里，有三成从冒出念头到付诸行动不到5分钟。

吵了一架，受了一句委屈，就那么几分钟。这时候伸手能拿到什么，往往就决定了结局。

数字很快变得刺眼。2002年到2011年，国家中毒控制中心记录了1571例百草枯中毒咨询，其中73.65%是自杀。这还只是打进电话的那部分，更多病例散落在各地医院。

此后，他逐渐关注百草枯中毒问题。他在专访里说，百草枯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作品，没想到这么得意的作品上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瑕疵，说不好听点，有一种负罪感。

负罪感之后，他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在药里加防线：着色剂把药液染成墨绿色，臭味剂让它一打开就刺鼻，催吐剂让人喝下去会呕吐。2012年，农业部等三部门发布第1745号公告，把这三样定成强制要求。

可三道防线能管住的，主要是误服。对一个已经铁了心的人来说，颜色再怪、气味再冲，也拦不住。

于是他又想把"能不能喝"这件事往后拖。2013年到2015年，他自己投了近400万元，尝试研发颗粒剂，拿下四项国家发明专利和一项国际发明专利。

他这么较劲，是希望通过延缓溶解，为冲动者争取反悔时间。

这项技术最终没能上市。生产环节合规，但因没有登记证，无法上市销售，用他的话说：生产是合法的，出售是非法的。

第二件事是筹钱救人。他任百草枯社会责任关怀工作组副组长，参与筹款救治工作，挨个去找熟识的企业。从2013年起，两年间筹了超过2000万元，资助中毒救治。

而国家的决定，比他的补丁落得更彻底。1745号公告定下时间表：2014年7月1日起百草枯水剂停止生产，2016年7月1日起停止国内销售和使用。2020年起，百草枯产品只能用于出口。

对这个结果，他认为国家层面的监管决定更为彻底，在一个鲜活的生命面前，他做的技术改进工作都不值得一提。

禁令落地后，改变是看得见的。2016年到2022年，百草枯中毒病死率降到了7.05%，很多原本走不出医院的人，后来走了出来。2026年3月，当年的原研方先正达也宣布停止百草枯的全球生产。

"我明白它没有解药"，他当年确实读到过，只是认定这东西跟人的嘴不沾边。"没想到会有人主动喝"，是因为他照着国外大农场的样子去想，没看见中国农村窗台上那一瓶药，和那几分钟的冲动。

他研发的颗粒剂因无登记证未能上市，而他最得意的作品，最终从中国农村的窗台上消失了。

参考资料：

Analysis of Paraquat Intoxication Epidemic (2002-2011) within China.《环境卫生学杂志》.2016-05-09

百草枯遭遇PIC之思考——李德军.中国农药工业网

我国2008-2018年急性百草枯中毒患者的流行病学分析.《河北医科大学学报》2022年第43卷第1期

被姐夫投毒"百草枯"的女孩换肺手术后已基本恢复正常.央广网（转扬子晚报）

中国百草枯之父：它没有解药，但我没想到会有人主动喝.经济观察报.2016-0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