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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仅隔两天，10月19日再次供奉“玉串料”。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当天发出质问：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

此外，日本媒体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披露了当年政府与神社方面秘密安排供奉甲级战犯的决策内幕。

中方“良知何在”四个字，更像是一句直接抛给高市内阁的道德审判。而高市政权已经给出的答案：他们没有良知，也不需要良知，因为他们正在用一套系统性的政治操作，把日本拖入一场以“历史圣战”为名的集体精神动员之中。

现在的高市政权越来越不像一个正常的民选政府，而更像一个意识形态高度封闭、逻辑自洽、抗拒外部现实检验的政治邪教体。

一、邪教式历史叙事：把战犯包装成“英灵”，把审判说成“枷锁”。

高市本人不亲自参拜，却以首相名义供奉祭品，阁僚和自民党高官替她“进门”，她在远处“遥拜”。这套“首相送礼、部下进门”的操作，并非简单的政治姿态，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历史叙事工程。

它的目标不是向战犯表达敬意本身，而是通过持续、反复、制度化的仪式行为，逐步改变日本社会对那场战争的性质认知。

日本右翼编织的“历史圣战”叙事非常清晰：甲级战犯不是罪犯，是“为国家牺牲的英灵”，东京审判不是正义，是“战胜国的报复”，和平宪法不是保障，是“束缚国家发展的枷锁”。

一旦这套叙事被接受，那么扩军备战就不再是危险的历史倒退，反而成了“国家正常化”的正义事业。

这就是邪教式的认知改造。它不急于一次完成，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仪式、符号和话语重复，让虚假的历史成为“集体记忆”，让政治禁忌变成“民族骄傲”。高市政权对此的执着，已经超出了普通右翼政治的操作惯性，进入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自我封闭循环。

二、“拜鬼”不是目的，是工具，高市政权瞄准的是和平宪法第九条。

如果说高市政权对靖国神社的执着有什么“理性”内核，那就是：它需要一套服务于修宪的政治动员工具。

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否认交战权。这不仅是日本战后国际承诺的法律基石，也是亚洲邻国对日关系的基本安全底线。而高市早苗的政治目标，从来就是修改第九条，让日本重新成为“能战之国”。

但这个目标在当下日本的民意结构中并不稳固。尽管右翼势力在政坛占据优势，但普通民众对战争的集体创伤记忆并未完全消失，对“和平宪法”的本能依赖仍然存在。于是，高市政权需要做的，就是先在观念层面瓦解“和平”的正当性。

“拜鬼”就是最有效的观念爆破工具。每一次供奉、每一次参拜、每一次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高调姿态，都是在向日本社会传递一个信号：那场战争并不可耻，那些“战死者”值得尊崇，而战后对日本的“限制”才是问题所在。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修正主义，而是一场有组织、有节奏、有目标的政治心理战。它的战场在日本国民的集体意识深处。

所以说，“拜鬼”不是高市政权的目的，修宪和再军事化才是。“拜鬼”只是那枚打开社会心理闸门的钥匙。

日本媒体此次公开的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信息量远超“谁决定供奉甲级战犯”这一个问题。记录显示，日本政府早在1960年代就与靖国神社方面就供奉甲级战犯形成安排，但始终没有对外公布，直到1979年才被外界知晓。

这近二十年的隐蔽期说明什么？说明日本政府非常清楚这件事在国际上的爆炸性。他们不是不知道甲级战犯的身份意味着什么，恰恰因为知道，才处心积虑秘密推进。这不是“民间宗教行为”，也不是“文化传统”，而是一个国家机器的内部工程。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套工程至今没有停止。高市以首相名义供奉祭品，本质上是在延续这个“国家工程”。靖国神社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设施，它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装置。把14名甲级战犯合祀其中，是上世纪日本政府精心操作的结果。今天日本首相的每一次供奉，都是对这个装置进行例行维护。

换句话说，靖国神社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参拜”问题，而是日本国家权力是否持续为军国主义历史提供合法性再生产的问题。

秘密会议记录的曝光，只是把这条隐藏的线索拉到了台面上。

而高市政权的危险，不仅在于她本人“拜鬼”的频率，而是在于她正在做的事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右翼政治，而是一场以国家机器为载体的观念工程。这场工程一旦完成社会心理铺垫，修宪和扩军就会成为“民意所向”。

高市政权的“良知”也许找不到了，但历史记得住每一个细节。靖国神社里供奉的名字，东京审判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那些受害者的血痕，亚洲各国人民也记得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