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以伊战打到现在，美军面临着困境，特朗普面临着从战事中抽身离开与升级对伊作战的两难选择之中，以前，美国打伊拉克，打阿富汗，似乎很强势，很顺手，尤其是在打击委内瑞拉方面，表现出非常轻松和快速，然而，美军在面临伊朗时却陷入被动局势，这是为何？
美军分散部署在各界很多地区
与伊朗相比，阿富汗、伊拉克相对来说，实力是比较弱的。
其一，在国家体量与人口方面，伊朗人口约9200万，是阿富汗当时战争时的人口约4260万的两倍以上。2003年，美军发动对伊拉克战争时，伊拉克人口约为2600万至2680万，更是比伊朗人口少得多。而且，阿富汗和伊拉克长期受战乱影响，人口结构不稳定，治理能力薄弱。
萨达姆被美军绞死
其二，在经济与工业基础方面，伊朗GDP达4750亿美元（人均超5000美元），拥有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军工自给能力，即使受制裁仍能维持基本运转；而阿富汗的GDP仅约172亿美元（人均414美元），其经济依赖外部援助，缺乏现代工业基础。伊拉克2002年约329–381亿美元，伊拉克曾为地区强国，但经过多次战争，其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工业体系严重受损。此两国与伊朗皆不能比。
其三，在军事实力方面，伊朗拥有中东最大规模的导弹库（数千枚弹道/巡航导弹，射程覆盖2000–2500公里；伊朗具备自主研制无人机（如“见证者-181”“沙赫德”系列）和反舰弹道导弹能力；伊朗现役兵力约61万，预备役35万，稳居全球前20大军事强国之列；伊朗构建了“正规军—革命卫队—巴斯基民兵”三级防御体系，而且，其马赛克战略使其拥有很强的指挥体系的韧性和灵活性。
伊朗地下导弹基地
与之相比，阿富汗在塔利班主导下主要依赖轻武器和简易爆炸装置，缺乏远程打击，其空军和海军力量很薄弱。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时，伊拉克表面上看是地区军事强国之一，但是，其实际战力已严重衰退，战前伊拉克总兵力约38万至40万人，包括正规军、共和国卫队及准军事部队。当时的伊拉克，其坦克、装甲车等重型装备数量虽庞大，但因长期制裁，多数缺乏维护，弹药、燃油严重短缺。当时的伊拉克空军几乎丧失作战能力，部分战机被埋入沙漠，避免被毁，而且，缺乏可用飞行员和维护能力。伊拉克当时的防空系统老旧，抗电子干扰能力弱，被美军迅速压制，伊拉克军队完全缺乏电子战的能力，被美军碾压。
其四，在战略地缘价值方面，伊朗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约40%原油运输通道，具备封锁海峡、引发全球油价震荡的战略威慑力。而阿富汗和伊拉克均为内陆或半内陆国家，缺乏类似关键地缘杠杆。
其五，在国际支持与代理人网络方面，伊朗拥有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广泛代理人网络，其军事总人数达140万人，形成“抵抗之弧”的军事打击能力，被称为是中东第二军事团体。此外，中俄等大国在外交上对伊朗有一定的支持，俄罗斯方面与伊朗有军事合作。相比之下，阿富汗和伊拉克在国际上相对孤立，战时几乎难以获得外部的支持，靠其独立对抗美军，很难撑得住。
总之，伊朗具备大国级战略韧性，可实施不对称作战，对任何外部干预构成高成本、高风险挑战；而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国力相比薄弱，其经济、军事结构脆弱，难以独立抵御外部军事压力，易陷入长期冲突或依赖外部干预。阿富汗虽被称为“帝国坟场”，但其直接军事力量远逊于伊朗；伊拉克虽曾为地区强权，但其军事实力多是纸面上的，其实际军事实力其实不强，在这三国之中，伊朗是唯一具备区域拒止、战略反击和持久抗压能力的国家。所以，此次美国遇到的已经不是阿富汗和伊拉克那样的弱国，更不是委内瑞拉那样的“不堪一压”的国家，而是一个难缠的对手。
美国的“霸权惯性”此次遭遇了伊朗基于政治韧性、非对称战力与地缘杠杆构建的“分布式抵抗体系”，这导致其高成本武力难以为继，特朗普面临“战”与“停”的两难选择的困境，美军面临着“消耗战”，甚至可能演变为“持久战”的困境，特朗普一方面不愿意认输，另一方面，又担心加强对伊军事打击会使美军陷入长期的战争泥潭。
首先，与阿富汗、伊拉克等政权脆弱、社会分裂的对手大为不同，伊朗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对抗逻辑，其强硬的政治立场，和韧性很强的指挥体系，能高度抗毁，使美国想靠“速决战”无法达到其目的。
伊朗实行政教合一，战时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其权力结构采取“去中心化”的分布式抵抗体系，具有很强的韧性，能及时更新。即便是最高领袖遇袭，伊朗的临时领导委员会仍可立即代行职权，专家会议在50天内完成新领袖选举，政权不乱 。伊朗的军事指挥采用多中心、分布式架构，地方部队拥有独立作战权，关键岗位设4级替补，这使美以的“斩首”战术失效，无法使伊朗的政权更迭，无法扶持其“代理人”。伊朗的这一套应对美以打击的战略，不仅与阿富汗、伊拉克相比，具有很大的优势，而且也与委内瑞拉完全不同，这使美以失去靠“速决战”导致伊朗政权更迭，或使伊朗屈服都无法达到其目标，反而导致了伊朗越战越勇，越战越有章法，越战越使美军感到难以应对。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
其次，伊朗以“非对称性”的反击策略来对美以实施精准打击，对阵美以的软肋猛刺，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弥补整体战力方面的劣势，使美以发招应对。
（一）伊朗充分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方面的打击优势，采取巧妙的打击方式，让对手难以应付。伊朗拥有中东最大导弹库，据分析，伊朗拥有2500-3000枚弹道导弹，其“霍拉姆沙赫尔-4”高超音速导弹速度达15马赫，末端机动变轨，使“萨德”“爱国者”拦截概率暴跌至30%以下。伊朗以无人机和各种类型的导弹巧妙组合打击，或先以无人机和库存的旧式导弹对美以实施打击，引诱其防御系统发射昂贵的拦截弹，而后，高超音速导弹冲破地方的防御系统，精准打击敌方的军事和关键性设施；或以多种导弹的组合，并靠高超音速导弹（如“法塔赫-1”和“法塔赫-2”等）打击其目标。
（二）伊朗以其无人机“蜂群”打对敌的“消耗战”，以获得“非对称性”的打击效果。伊朗的单架“见证者-136”无人机成本仅2-5万美元，而美军拦截它需动用350万美元的“爱国者”导弹，攻防成本比高达120:1。开战数日，美军拦截弹药消耗超57亿美元，库存告罄。美军内部通报指出，在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开战前20多天，美军在防空弹药方面的消耗已超过70亿美元。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开战第一周，美国的总开支约60亿美元，其中约40亿美元用于购买弹药，而这些弹药“大部分是用于拦截伊朗导弹的拦截弹”。
（三）伊朗充分利用地下设施与伪装体系，与地方打隐蔽战，保持战斗韧劲，使美以的军事打击严重失效。伊朗的核心设施深埋于地下，并配合诱饵目标，这大幅降低美以的空袭效率。伊朗将其地下设施作为其国防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战略优势和独特工程特点。
伊朗的多数设施埋在深达15米至500米以上地下，依托花岗岩山体（如“伊玛目侯赛因”基地深埋440米）或人工加固结构，可有效抵御包括GBU-57巨型钻地弹（最大穿深约61米）在内的常规钻地武器，部分设施甚至被认为能承受战术核武器冲击。
伊朗的重要设施多建于扎格罗斯山脉、库姆山区等复杂地形之中，其入口伪装成民居或自然地貌，出口四通八达，形成“打了就藏、藏了再打”的弹性作战模式，即使部分出口被毁，仍可通过备用通道转移或反击。
伊朗的核心基地（如导弹城、核设施）配备独立电力、通风、温控、医疗、营房及弹药库，可在地表遭毁灭性打击后长期维持运作。而且，采取分散化与模块化的布局，导弹、核设备、无人机生产等关键能力分散于数十个地下点位，避免“一击致命”。炸毁一个设施，其他备份仍可继续生产或发射。再有，其成本具有不对称优势。地下设施建造成本远低于敌方精确制导武器投入。例如，一枚“泥石-2”导弹成本仅数十万至百万美元，而拦截弹“箭-3”需数千万美元，形成消耗战优势。
再次，伊朗的地缘战略杠杆牵制全球命脉，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影响着全球的能源局势，这使美国似乎束手无策。美以伊开战之后，伊朗方面宣布，伊朗可随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宣布部分封锁了该海峡，或者说，加强对该海峡的控制，声明禁止美以以及支持美以的国家的船队通过，若发现，将严厉打击，而其他国家的船队经过申请获批之后，交上一定的费用，可以通过伊朗批准的航道通过。
关键在于，全球约20%的石油海运经此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若被封锁，伊朗有很多方式可以有效控制该海峡。比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拥有约3000至5000艘武装快艇，具备高速（30–40节）、低雷达反射截面、可饱和攻击等特点，适合在狭窄海峡实施“狼群战术”；再如，伊朗拥有20–30艘潜艇（含基洛级常规潜艇）及袖珍潜艇，可在浅水区隐蔽布设水雷，历史上曾重创美军舰船；此外，伊朗配备有超1000架无人机和大量反舰导弹，形成“侦察—打击”闭环，可精准打击油轮或军舰；最后，伊朗在海峡两岸部署大量反舰导弹（如“法塔赫-2”高超音速导弹），实现对航道的全向火力覆盖，能阻止船只通过该海峡。
霍尔木兹海峡
一旦该海峡被完全控制，这将引发油价飙升与全球经济震荡，而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将在多领域影响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因而，美国其实是非常忌惮伊朗封锁该海峡的，虽然特朗普嘴很硬，称美国不需要靠该海峡通航运石油，需要该海峡通航的国家自己去解决问题，然而，能源价格上涨将传导至其它领域，导致美国通胀攀升，使美国巨额债务该付出的利息增大，并严重冲击“美元-石油体系”，加快全球“去美元化”步伐，并可能加剧美债危机，甚至导致美国的金融爆雷。总之，伊朗的这一战略反制能力，使美国无法承受长期战争代价，尤其是无法承受伊朗控制该海峡所带来的影响。
最后，美国穷兵黩武，频繁对外军事干预与战争，之前，美国基本上是打压弱势的国家，因为，增强了其霸权地位，也使其霸道和野心增强增大，然而，这一次遇到了伊朗，完全不同了，暴露了美国的军事霸权在动摇，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减弱。
首先，美国穷兵黩武，频繁对外军事干预与战争，其付出巨额的资金，影响经济和民生。自1776年独立至2019年，美国在全球进行了近400次军事干预，覆盖拉丁美洲、东亚、中东、欧洲等多个地区。二战后，美国直接发动或深度参与多场大规模战争至少有八次，包括朝鲜战争（1950–1953）、越南战争（1955–1975）、海湾战争（1990–1991）、科索沃战争（1998–1999）、阿富汗战争（2001–2021）、伊拉克战争（2003–2011）、利比亚战争（2011）、叙利亚军事介入（2010年代至今）等。
伊拉克战争画面
美国庞大的全球军事存在使美国军事霸权在世界各地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也使美国承担巨大的负担，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和民生。美国在159个国家驻扎约17.3万军队，拥有约800个海外军事基地。美国的军费开支常年高企，近年来年均约7000多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40%，超过第2至第16名国家总和。2020年军费达7780亿美元，为全球最高。这使美国承担军费开支方面的巨大压力，影响美国的经济和民生。虽然美国军工复合组依靠战争获取了巨额利润，但美国在其领域受到了很突出的消极影响，比如，美国工业空心化也与其转向军工产业和金融领域等有关。
美军撤出阿富汗
其次，美军全球布局分散，无法将全部力量投入中东；弹药生产跟不上消耗（年产能600枚“爱国者”，战时日耗超200枚）；盟友态度谨慎，不愿火中取栗 。更关键的是，美国迷信武力改造他国，却忽视本土韧性与民心向背，美国的霸权逻辑在伊朗的全民动员面前彻底失效：
一是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布局广泛且分散，无法及时集中大量的军事力量在中东对付伊朗，美军若从其它地方撤出，美国在当地的基地可能受到报复，因为美军长期的侵略行径已经结下了不少的仇恨；
二是美国常年的工业空心化已经使美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大大减弱，其弹药生产跟不上所遭遇的“消耗战”，而伊朗保持着较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尤其是在无人机、导弹和弹药等方面；
三是美国失道寡助，美以对伊朗在谈判期间突然发动打击，并对伊朗实施了残酷的、违反国际法的“斩首行动”，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美国的盟友不愿意支持美国，不愿意蹚这一趟浑水，不愿意参与美国阻止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美以伊开战，这一次，美国的盟友很少公开支持美国的。德国、法国等北约国家明确不参与护航或作战，欧洲将重心放在本土安全，美国陷入外交孤立。
最后，特朗普陷入“战”与“停”的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中。
其一，若选择“战”，加强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将可能使美国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现在，美国打击伊朗的军事目标未实现。尽管美军已打击7000多个目标，但是，伊朗仍具备核武器生产能力，核心战略目标“确保伊朗永不拥有核武”尚未达成，伊朗的反击能力仍不弱，伊朗对美以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正在使美以遭受重大损失，美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特朗普面临两难选择的困境
还有，美国的战争成本增加快速。美军持续伤亡，增派5000名海军陆战队并部署两栖攻击舰，地面战风险上升，若空中打击失去明显效果，美军可能不得不出动地面部队，而一旦发动地面战争，美军极可能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之中，这将使特朗普政府难以承受。
此外，美国的财政消耗越来越多。在此次战争中，美国的弹药（如“爱国者”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大量消耗，补充需数年；还有，其战争的经济成本正在外溢至油价、通胀与国债，若战争“持久化”，不是没有可能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的战略误判已经带来严重后果，特朗普本想能在3–4天内迫使伊朗妥协，或促使其政权更迭，或让伊朗屈服，但是，战争已经演变为长期“消耗战”，特朗普的对伊战争正在美国国内掀起反战浪潮，使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大幅下降。
其二，若选择“退”，即从美伊战事中退出，将引发一系列复杂且深远的后果。
首先，这将给美国带来地缘政治与战略的严重后果。一是伊朗将伊朗获得战略胜利。若美军在未实现核心目标（如彻底摧毁伊朗核能力或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的前提下撤军，国际社会普遍将视此为美国的战略失败，而伊朗则被视作胜利方，其地区影响力将显著增强。二是中东力量格局将重塑。伊朗可能更积极地推进导弹与核计划，并通过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约三分之一石油海运通道）获取经济收益，进一步巩固其在波斯湾的主导地位。三是美国的盟友体系将严重动摇。以色列将感到极度不安，因其视伊朗为生存威胁，失去美军支持后可能被迫单独应对伊朗，甚至考虑先发制人打击。逊尼派海湾国家（如沙特、阿联酋）将质疑美国的安全承诺，可能转向其他大国（如中国、俄罗斯）寻求保障，或自行加强军备。四是北约与跨大西洋关系将严重受损。欧洲盟友未参与此次战争，若美国单方面撤军，将被视为“甩锅”，进一步削弱盟友对美国的信任，甚至加速北约边缘化，甚至导致北约解体。美国的军事霸权地位将严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