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十到十二人左右；连续五个月，每天只要天气尚好，从三点到七点多，便可打到汗流浃背，游戏兼运动，花费在六百元左右（球场可免费使用）。除以十二个人的话，是五十元，平均合每人一个月十元。不妨与日本人的料理店应酬玩乐¹做一对比：彼时一个人的负担额，大约是一次五元左右。每个月的应酬按十次算的话，五个月便是五百元²。而这只是一人份，十二人份的话便是六千元。而且那种应酬不太卫生，会造成家庭的不美满，万一导致什么恶性疾病的话，那损失简直是无法计算的。还有一点，那种娱乐人们一般是不愿公开的，需避人耳目偷着乐。这就是草地网球与茶屋游的比较。试想，作为旁观者的中国人会如何看待这两者呢？这两者的对比，已经很好地说明了日本人花钱的方式有多蠢。我以为，很难指望日本的茶屋游真能推广到世界。以和平为契机，日本想要实现大转型，正在建设所谓不参与一切战争的“和平日本”。茶屋的酒里，难道会浮现出“和平日本”的本质吗？不用说，在实质上恰恰是破坏家庭和睦的茶屋酒里，是无法发现建设“和平日本”的本质要素的。当然，着手建设新日本的话，亦需全体日本人自觉地抵制茶屋酒——这是我的一个期待。

此先按下不表。却说这个草地网球运动在日本人中异常盛行。虽说在那之后很久，高尔夫球也开始流行，但网球是午后的运动，

1 所谓料理屋玩乐，专指面向男性的、带有女酒保陪侍的特殊娱乐消费活动，亦称茶屋游。

2 此处内山计算似乎有误：个人负担额一次五元，每个月按十次算，五个月的话应该是二百五十元，而不是五百元。

而高尔夫则是早晨的游戏。我们早间的散步与打高尔夫球的时段发生冲突，乃至散步的心情大受影响，糟糕极了。不时会看到被高尔夫球打伤的人。幸亏我们俩不仅从未受到过高尔夫球的“关照”，而且目击过相当高妙的球技。那还是有一道篱笆墙作为障碍物的时候，应该是秋天吧。我们进大门的时候，两个年轻的洋人已经开始打球了。我们俩若无其事地伫足观战。但见其中一个人击球很低，那球看上去好像就在草上滚似的，我心想，它一定会碰到篱笆墙。可是，就在快碰到篱笆的当儿，那球却自然浮扬，漂亮地越过了篱笆墙朝前飞去。击球者先是紧盯着球的飞行方向，然后莞尔一笑。我们觉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接着，换另一个人击球。照例是球贴着草坪低飞，在快到篱笆的时候，微微上扬，轻巧地翻过了篱笆。二人对视，会意一笑，又打了一个球。完全是如法炮制，球越过篱笆对面的池塘，在草坪的上方翻滚前行，白色的小球简直像活的一样。

回来后，跟什么人一聊，一位高尔夫发烧友说，有个曾到日本去执教的世界级宿将要来上海，在赛马场的高尔夫球场炫技，把高尔夫球放在怀表上，后击之。连续击了三五杆，一次都未失手。球被击飞，怀表却纹丝未动。我甚至想，所谓“神技”，也不过如此吧。后来，又见过一位日本的高尔夫狂人。那是个相当自负的家伙，“这样一击，球就会越过对面的篱笆”，边说边指手画脚一番。“啪”的一声，但见被击的球来了个高空飞行。他又拿出一个球：“刚才手稍微抖了一下。就是说，像这种的。”“啪”的又一击，手仿佛又抖了一下似的，球再次高蹈飞舞起来。如此，那种先是贴着草坪飞行，在快到篱笆的当儿，突然腾空翻墙的妙球竟不复现了。这更令人感叹那一天所见见识的秘技。

日本人中去游泳池的人开始激增。当时上海的人口有两百万左右，其中外国人有五六万，而外国人中的半数为日本人。工部局决定在新公园的尽头里建造一个大的露天游泳池。这可不是那种室内的阴森森的池子，而是令人神清气爽的豁亮的现代游泳池。

据说，过去上海租界内的公园里，曾经写有“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告示。后中国人对此提出抗议，当然一方面也因了革命的影响，口口声声“公立”云云，可哪里有什么“公立”可言？只对自己人的“公立”，岂有此理！于是乎各大公园开始允许中国人入园。可英国人到底不是一般的慢性子。中国人一抗议，首先设立一个关于此问题的研究会；然后，研究会进行了几年的持续研究；继而，将研究结果投入实验性实施……直到公园终于许可中国人入园，总拖了有七八年之久。至于说所采用的入园方法，如果仅以十万左右的人为目标建造的公园面向二百万中国人无条件开放的话，显然无法收容。那些肮脏的苦力们成群进入，占据原本并不富余的路椅和石凳，横陈在上面睡午觉的话，不仅会给散步者带来偌大的困扰，到处擤鼻涕、吐痰，也不卫生。说到不卫生，研究会一致认为，如果让那些肮脏的、浑身散发着怪味儿的苦力们入园的话，公园这种原本是为了解除疲劳之所将成为传染病源之地。对此，就是那些中国研究员亦持赞成态度，毕竟主张中国人入园并不是那些苦力自己的要求，而是中国知识阶层的诉求，想必他们也不大反对排斥苦力入园的做法。出于上述种种，最终考量确定的入园方法是首先考虑苦力的经济能力：即一处公园，每人一次入园，收取入园费两角（二十钱）。这在彼时，对阻止日收入低于五十钱（五角）的苦力无疑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方法。可反对者是那些此前享受免费入园待遇的外国人，他们对此不满。于是研究会决定发行一年的通票，而且是记名的通票，一年内通用，仅卖一元。这样的话，他们便没话可说了。而苦力们是断不会购买的，一天五角的工钱是买不了一元的通票的。如此，研究会的意见达成一致，并投入实施。谁都没有怨言，可谓最上策的结果。我深深领教了英国人的聪明。对中国人的聪明我也有所了解，我觉得堪与中国人角力者，只有英国人。

上海的电力原本是由共同租界工部局电气供给的，因发电厂转卖，导致一番竞标。结果，花落美国人之手。既是美国人与英国人的竞争，听说美国的第一标和英国的第二标竟然差了三四千万元，第一标应该是六千万元或者六千万两。这家发电厂后来成为上海电力公司，一直营业至今。该发电厂确定电力价格的方法颇有意思：电力价格每年都会调整，为什么呢？因为每年年底举行翌年度使用煤炭的采购招标，以采购价格高低为基准，电力价格可上下浮动。就是说，发电厂完全没有营业亏损的问题，其风险统统转嫁到全部电力消费者身上。我至今仍觉得，这真是一条经营妙法。足见英国人的聪明。

店中变得繁忙起来，从东京堂请来了一名支援者，名叫神田的先生。因为实在是太忙了，本想再请个人过来，可东京堂也很忙，终未能如愿。有一天，从东京堂来了一位名叫H君的青年，对我说：“我这就去汉口。正准备收购汉口某店，开设支店。今后融资方面的事情，也许不时会麻烦到您，届时还望多多关照。”见他是神田先生的熟人，又持有介绍信，我便一口应承下来，然后他就出发去了汉口。后来他发展得很不错。我自己也曾两三度把寄到东京的汇款转账至汉口。想必东京堂大概觉得内山老不中用了，竟然担心汉口方面的情况。我之所以做此想，是因为在我的店里，也有不少人说什么“老头子还是不灵，成天磨磨蹭蹭的，所以东京堂在汉口开了支店”之类的话，表达不满。可这时，从东京堂本店来了一通电报，让前来支援我的神田先生马上回东京堂。我虽然感到很为难，但也没法子，便让他赶紧出发。又听到周围在议论纷纷：“瞧瞧，好不容易派来支援的人手又让回国了……”我则以沉默来应对。

然而，东京堂会计主任奥村先生突然光临，让我大吃一惊，以为是由于自己店的汇款延迟，使对方前来催款。简单打过招呼，我便开口问道：“奥村先生此行可是为了来敝店催款？”他回答说：“哪里哪里，绝不是为这个。您知道，汉口店里，出了点麻烦。”“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一向干得不赖吗？”这一问可不得了，奥村先生说：“不是让神田君过去了吗？我其实是根据他的汇报，过去整理一下。总之，仅数月时间，便发了二十万元的货，可竟然连一次回款都没有。而且听说您这里还为他做过现金转账，这才知道让神田君去的店是乱七八糟的状态，真是相当没面子。”如此，我才知道汉口店的口碑不佳。奥村先生是去了汉口，在那边待了一阵子，回京途中顺道来我店里一趟，说要把汉口的店转让出去。后来，东京堂果然从汉口撤退了事。

这一时期，内山书店发展顺利，尽管上海的日本人书店已多达十数家，可内山书店却一骑绝尘，遥遥领先，甚至未受战况不利的影响。虽然常遭军部方面叱责，说“你那里的评价很糟糕”什么的，但我仍然我行我素，照例去军队里做漫谈。有实战经验的人说：“这人所谈的净是大实话。”于是，生意便越做越火。仅单行本的销售，我的店比华中、华东地区所有日本人书店加起来卖得还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