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先生问我，他的案件为什么还不判。在看守所里待久了，他想“下队”（意即到监狱服刑）。
他偷了公司财物，卖了十多万块钱，有录像、有口供、有监控，对司法机关的指控，他服气。
2026年元月，他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检察官给的从轻幅度挺大，最后以盗窃罪量刑四年二个月，他服气，甚至有些满足。
此时，A先生既想换个生活环境，又想有减刑机会，所以有些心急。令他没想到的是，就在他等待的时候，一个意外、一个惊喜正在悄然孕育。
罪名之争：盗窃罪与职务侵占罪的岔路口
A先生在一家民营企业当技术人工人，大约是在2025年年初，公司新上一台生产线，从其他部门抽调人员到了新岗位。
生产线产生了某种金属废料，需要徒手从机器里掏出来。这种废料的密度挺大，不仅重，而且赃。和A先生一起工作的，基本上是女士。
按岗位职责和公司惯例，A先生只负责维修、调试，不负责运送和处置金属废料，但此时情况特殊，A先生就干了这赃活、累活。
每天下班后、交班前，A先生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将全天收集的金属废料用推车推到废品站。
A先生的工作积极主动，换作往常，公司应该对他给予表扬才对，只是，这一切因为他的见财起意而改变。
大约过了两个月，A先生偶尔发现这种金属废料不仅不是废物，而且挺值钱。他想，公司反正将之当废品扔掉，自己可以拿来卖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A先生明知废料值钱，偷偷将金属废料带到公司，再在网上变卖。后来统计，他一共卖了二十多次，获利十多万元，比上班的工资还高得多。
从主观上讲，A先生在明知金属废料是有价物而非废物的时候，应该主动向公司报告，但此时他的双眼已被蒙蔽……
就这样，A先生盗窃案东窗事发。公安机关以盗窃罪立案侦查，检察院以盗窃罪提起公诉。
开庭的时候，控辩双方的争议挺大。简言之，A先生盗窃金属废料的行为，是利用了“职务之便”还是“工作之便”。如系前者，A先生构成职务侵占；如是后者，则构成盗窃。同样的金额，前者的量刑要轻得多，后者要重得多。
我作为辩护人的观点如下：虽然公司没有明确A先生有处置金属废料的职责，但有没有应当结合案发时的情况来认定。A先生对金属废料形成了事实上的管理与经手关系，故应当认定是利用了“职务便利”，而非“工作便利”。
辩护意见发表得很充分，A先生和他的家属以及我们律师，既能平静地接受，又有些许期待。
没想到，人民法院最终的量刑给带给我们意外和惊喜——认定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13个月，这比认罪认罚具结时少了三年一个月。
司法之幸：一个没有“躺平”的合议庭
刑事案件辩护要取得好效果，是当事人、家属、律师良好配合、有效协作的结果，特别是无罪案件、不起诉案件，还需要一些运气。
我认为，本文所述案件之所以取得好的辩护效果，与司法人员特别是法官的求真务实分不开——他们，正是带给A先生好运的人。
我原以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接受了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就会沿着刑事诉讼的路径判了——四年二个月，顺理成章，波澜不惊。
回想起来，A先生的好运似有前兆。开庭的时候，在公诉人（检察官）讯问、辩护人发问后，审判长开始了讯问。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审判长讯问的问题不仅多，而且特细致。我们原来预估庭审不超过两个小时，没想到竟用了三个半小时。
在我二十余年的刑辩视野里，从未碰到过这样的职务侵占场景。因为“新上生产线时没有明确岗位职责”，进而产生了“工作便利”与“职务便利”之争。
我想，如果合议庭同意公诉人的观点，认定A先生成立盗窃罪，我们充其量也只能感到遗憾，对上诉、改判不会抱有期待。
对合议庭而言，被告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接受了量刑，按照具结书上的罪名判了，将来也无错案之虞，无后顾之忧。
令人敬佩的是，审判人员并没有“躺平”，而是深入查明案件事实，审慎认定案件性质。为此，合议庭两次延长审限，调取相关证据，并建议检察院变更罪名。
A先生的命运因此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作者结集出版的办案手记，有兴趣阅读的，可联系刘律师（18907212121）
亲友之力：一个女人的坚持与眼泪
我的同事几次说，A先生的前妻B女士是“中国最美前妻”。她由衷的感叹和敬佩，缘于她一年多的耳闻目睹。
记得2025年9月份，A先生的前妻找到我时，我曾因为委托手续而发愁。从法律规定上讲，前妻并非合法的委托人，问清楚他的家属情况，才知唯有A先生的父亲可以委托。
我要B女士请A先生的父亲委托，但她面露难色，原来，A先生的父亲毫不犹豫地回绝了。我只能通过其他方式，让被羁押的A先生本人签字委托。
B女士一时凑不齐律师费，便找A先生的父亲借，自然吃了闭门羹。后来，她又向她的父母借……
有个细节让人记忆犹新。当初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A先生还是有机会不到监狱服刑的。只要他能赃并取得谅解，法院可以考虑判处其缓刑。
但是，退赃需要十多万元，这笔钱必须让B女士来拿。她曾与家人商议好，可以卖房救人，但唯一的希望是有把握。
案件的审限不等人，那些天，我们经常问B女士筹款的情况，她拿不出钱，甚至突发奇想地问我们：“能不能把房子抵押给公司？”
后来，她终于能借到钱了，但是，她怕人财两空，希望能判缓刑的事能保险一点，但是，退赃是判缓刑的前提，法官不能向律师保证，律师更不能向B女士保证。
退赃截止的最后期限，B女士第N次问我缓刑的概率，得到“不能保证”的答复后，B女士精神崩溃。她的无奈、无助和委屈，和着泪水肆意横流。
这一年，她既要关注A先生的案件，又要照顾两个家庭，生理和精神的重担，早已不堪重负。
“重罪辩轻罪，少坐三年牢。”走出看守所的A先生有感律师的帮助，给我们送来了锦旗。
A先生对我说：“幸运遇到您，才少判三年多的刑。”但我觉得，他所说的“您”应该是一个群体——律师的作用固然重要，但终究只是其中一部分。
如果实在在分出作用大小，我认为，从生活上的因果来看，B女士的坚持与付出是源头活水；从法律上的因果来看，求真务实的审判人员居功至伟。（2026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