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决定一个组织能走多远的是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解决问题的能力靠“一盘大棋”是锻炼不出来的，只能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中磨练。

明末大乱中，满清、江南士绅、海商集团、旧农民军、新农民军各自的命运走向，其实早就已经藏在这个朴素的道理中。

努尔哈赤幼时家贫，曾与弟弟靠在山中采人参过活，这段关于满清帝国缔造者少年时光的记载，在传统印象里，只被当做努尔哈赤出身低微的佐证，与他日后的功业没有联系，但事实远非如此。

人参，这种生长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名贵药材，对于努尔哈赤，甚至整个满清集团的影响被大大低估。

与明朝的人参贸易，贯穿了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全过程，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将盛产人参的山区分给各部，同时又将各部采摘而来的人参统一加工，售卖，与明廷讨价还价，努尔哈赤“创业”的原始积累中，辽东总兵李成梁给他的那十三副铠甲只是打了个底，更多的收益是努尔哈赤从人参贸易中赚来的。

甚至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场“人参贸易战”。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后，优化了人参的生产和售卖的流程，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关外人参的来源，辽东地区的明朝官员试图通过控制人参贸易来控制努尔哈赤和建州女真。

女真人最初的人参保存法是水浸法，此法无法保证人参长期不变质，故明廷封锁贸易，试图以努尔哈赤手中人参烂掉的风险逼迫其就范，但努尔哈赤发生了人参的“蒸晒法”，大大提高了人参的保存时限，遂无惧明廷的贸易战。

当然了，人参贸易虽然暴利，但要说单靠这一项贸易就让满清拥有了日后角逐天下的资源那是不可能的，特殊强调满清集团“创业”之初的“人参岁月”，是为了说清这个集团的底色。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为满清集团提供源源不断的经济来源的，是无本万利的入关劫掠，诚然，入关劫掠，是满清集团做大，积攒财富和人口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

但努尔哈赤之前的女真人就经常到辽东劫掠，事实证明，单纯的劫掠没有前途，因为它的收益有太高的不确定性，而且努尔哈赤之前的女真诸部劫掠大多是各部落自己行为，这种劫掠没有组织性，一盘散沙，劫掠所得也难以转化为集团继续壮大的经济保障。

如果努尔哈赤也像之前的那些女真部落一样一上来就到辽东劫掠，那么他的下场大概率就是李成梁刀下的又一个刀下之鬼。

有人说，努尔哈赤做大是因为他不跟李成梁作对，所以没遭到李成梁的打击，这个结论没有问题，但是别忘了，李成梁不打击你可不是能做大的充分必要条件，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李成梁不打击你，但是也不会主动给你钱，你得靠自己弄来钱，养活自己，壮大自己。

李成梁这个恐怖的大魔王的存在，决定了你努尔哈赤搞钱的途径不能是辽东去抢，而你努尔哈赤要建立“建州联盟”的目标，又注定了你也不能去使劲抢你的建州同胞，所以努尔哈赤必须找到其他的经济来源。

人参贸易，完美帮助努尔哈赤解决了这一核心问题。

努尔哈赤把人参卖给辽东明军，后者可以再加价卖给京城的权贵，明军与努尔哈赤成了某种程度的合作伙伴，矛盾就小了，努尔哈赤通过整合建州各部人参贸易链条，将溢价分给各部做分红，建州女真各部也就会支持努尔哈赤。

因为有人参贸易，建州女真各部逐渐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在采人参，卖人参这件具体的事中，建州女真各部之间的组织度和认同感都逐步提高，在这个过程中，武德充沛的建州女真各部从好勇斗狠的莽夫，被努尔哈赤改造为有组织的武装团体。

可以说，武力征服与人参贸易，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时的左右手，建州女真各部在人参贸易这个事业中共同获了利，这样一来，他们组织在一起为了日后更大的利益奋斗也就顺理成章了。

组织起来的女真各部发现明朝辽东战斗力下滑严重，那么到辽东劫掠这件事的风险就变得很低，收益就变得很高，所以他们下一步是到辽东劫掠。

后来发现直接长期占领土地收益比劫掠更高，于是女真各部不断侵占辽东土地，当占领了辽东农耕区，让汉人来耕种就变得顺理成章了，最初是靠入关抓汉人当农奴这种看似“一本万利”的方法来耕种，后来随着占领农耕区逐渐扩大，发现自耕农经济比奴隶制经济效率更高，于是就进行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改革，当然，由于满清这个政权奴隶制烙印太重了，这种改革注定不会太彻底。

满清政权从最初的人参贸易开始，就是明显的问题导向，看到潜在收益，调整组织结构去获得这份收益，而后进一步强化组织，获得更大收益，这种问题导向的组织，运行效率自然更高。

同等武器装备条件下，决定战争胜负的最主要因素就是组织度。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满清政权已经是一个坚持问题导向运行几十年的成熟组织了，当其挥师南下时，面对当时关内那些要么组织度很差，要么组织度还没被一件件具体的事检验过的其他集团，形成了碾压之势，这才是天下归清的核心原因。

明朝中后期，海贸发达，江南地区在海上贸易中获得了大量收益，当明末天下大乱时，靠大海赚钱的江南豪杰，也交出了一份答卷。

明末乱世中，江南地区有两支队伍参与了角逐，一支江南士绅扶持的南明弘光政权，一支是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海商集团。

从经济体量上讲，无疑是江南士绅集团的财富规模更大，但讽刺的是，面对南下的清军，江南士绅集团是最先崩溃的，满清对他们进行了最残酷、粗暴的屠杀、侮辱和压榨，而他们的抵抗却宛如一个笑话。

相比之下，郑芝龙、郑成功父子领导的海商集团的抵抗却可圈可点。

明廷前期禁海，虽然后来开关，但是正式的出口贸易都被朝中有人江南士绅把持，但面对暴利没有人能不心动，于是一些脑子活，胆子大的家伙们开始悄悄玩起了走私，海商集团的前身就此出现。

一旦想从海上讨饭吃，可就得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了，船从哪来，从哪出发，找谁接头，怎么分利益，遇上官兵围剿怎么办？遇上海盗怎么办？遇上倭寇怎么办？

这些问题都得海商集团们自己去解决，海商集团们的组织度，凝聚力，战斗力也是在这一次次出海中磨练出来的。

海商集团是明末除满清外，少有的有较成熟组织度的集团，所以即便在首领郑芝龙投降，被骗往北京后，郑成功依旧可以带着自己的队伍不断给满清带来“惊喜”。

但海商集团也有一个致命弱点，它的海洋基因太强了，其组织形式完全是围绕海上贸易展开的，内陆治理经验不足，商业基因太重，农业基因不足。

某种意义上讲，此时的海商集团，有点像还处于人参贸易阶段的满清，尚未大规模组织农业生产，所以相关经验薄弱。

这个先天不足，注定了海商集团只能在自己的主场海上不断给满清制造麻烦，却难以真正颠覆满清在陆上的统治。

海商集团给满清制造的麻烦可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贯穿整个满清王朝始终，清前期的郑氏军事集团，清中期的能压着两广水师打的超级海盗集团，清后期的反清策源地，都是游离于满清陆上统治之外的另外一种组织形式带来的冲击。

接下来要说的，是曾经的灭明主力，农民军，当然了，这里要加一个前提：初代农民军，主力是李自成、张献忠两路起义军。

明末的农民起义军一直采用的是流寇运动战模式，明末的天灾人祸制造了大量吃不起饭的流民，这些流民为起义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

李自成曾被明军打得只剩下十八骑，但由于当时的明朝北方永远不缺活不下去的流民，所以李自成不需几年就又能组织起数万大军了。

但对于起义军领袖来说，流民多这件事，既是馈赠，也是诅咒，因为要不断吸纳流民，明末的起义军就得遵守“流民逻辑”。

流民的首要的诉求是吃饭，其次是要求“现结”，这就注定了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军在打下来一块地盘后，必须立刻抢富人的钱去分给跟着他打仗的流民们，如果实现不了这点，就组织不起来队伍。

靠抢维系的流寇模式提供稳定收益的能力远小于坐寇模式，这就意味着这样模式组织起来的成员，一定也会秉持着“顺风局一拥而上，逆风局作鸟兽散”的处事逻辑。

所以携灭明之威的李自成大顺军，在一片石大败后，一路溃败，被满清一口气打崩，原因无他，组织度过于松散的农民军，面对能够“稳定输出”的满清，根本无力再战。

流寇模式的另一个弱点是其组织能力是高度不完整的，只涉及分配环节，不涉及生产环节，抢确实可能带来非常大的横财，但是只有有序生产才能带来稳定的收益，缺乏组织生产经验的农民军，当然不是有生产经验的满清的对手。

总结一下，明末天下流民遍地的特点，造就了农民军采取运动作战，以战养战，不建立根据地的流寇模式，而流寇模式的组织度不及坐寇模式，所以在被满清击败几次后，直接土崩瓦解了。

农民军这一力量真正大放异彩是在与南明势力、地方势力合流后。

整个明清战争期间，让清军感受到最强威胁的恐怕是由大西军残部加盟的南明永历政权。

严格意义上讲，那个“两蹶名王”，打得顺治皇帝想划江而治，甚至逃回关外的永历政权，是由三个组织加盟而成的。

主力是张献忠死后的大西军残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另外两方是原云南的本土势力，以沐氏家族为代表，其提供的是根据地，和流亡而来的永历帝和部分追随者，其提供的是合法性。

是不是感觉很奇怪，直觉告诉我们，由创始人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战斗力应该强于创始人张献忠死后的大西军残部。

但事实远非如此，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命运其实跟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差不多，面对满清，都是被迅速打崩，大西军是进入云南，拥有了云南这块根据地后，战斗力才开始飙升的。

有人将大西军对清军的不俗战绩归功于统帅李定国的个人能力，这一点当然也不否认，但是李定国两蹶名王的背后原因，要复杂得多。

大西军余部进入云南后，有了根据地，行为逻辑也就从流寇模式，转化为坐寇模式，这里面其实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日后跟李定国反目的孙可望。

孙可望在张献忠养子中年级最长的，所以名义上是张献忠死后，这支大西军残部的盟主，孙可望因为日后投了满清，名声一直不好，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大西军进入云南后，孙可望主导的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政策，是大西军出出滇抗清取得辉煌战绩的基础。

孙可望进入云南后，以农庄抽成、盐税、矿税等一套组合拳稳定了政权的财政收入，孙可望甚至还组织了科举，将昔日农民军的流寇模式完全转化为了坐寇模式。

有了稳定的钱粮供应和兵源的新大西军自然脱胎换骨，因为有大后方提供物资资源，日后李定国等人出滇作战时，不仅战斗力爆棚，还可以严明军纪，不用沿途劫掠以战养战了。

大西军主导的南明永历政权在初期的组织度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其没经历过权力斗争的洗礼，政权稳定性是个致命伤。

政经高手孙可望，和军事能人李定国，两人都有自己的势力，出滇作战不久，矛盾便激化，最后演变为大火并，断送了整个集团的未来。

其实满清集团内斗的烈度也不低，只是这些内斗大多只集中在上层，中下层未受明显波及。

但换个角度想，满清政权为什么能让内斗的影响不向下传导，其实道理也非常简单朴素，就是因为之前内斗多了，有经验了。

满清内斗时，大明内部斗争更激烈，所以无法做到“趁你病要你命”，而孙可望和李定国的火并却给了满清一举将其击溃的机会。

总之，拥有了云南这块根据地的新农民军战斗力有了质的飞跃，但终究组建政权时间太短，政权稳定性没有经历过一件件具体事的磨砺，最终亡于内斗。

最后要说的，是那个纸面实力最强的江南士绅集团。

明朝中后期的海上贸易，真正风里来浪里去，在海上讨生活的海商集团赚的其实是小钱，海上贸易的大头进了官商一体的江南士绅群体手中。

按理来说，拥有如此多资源的江南士绅，应该能在明末乱世中搞出一些名堂吧？但结果却相当讽刺，江南士绅扶持起来的武装，不是“战五渣”，就是“投得快”，其覆灭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面对崇祯皇帝吊死煤山的变局，江南士绅们的动作其实是比较快的，迅速在南京建立新朝廷，并设江北四镇拱卫都城。

江北四镇军阀有兵，江南士绅有钱，南京是明朝旧都，有政权合法性，按照常理来讲，这样的组合战斗力应该不会太差。

但是这所谓的完美组合一运行起来就问题百出，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江南士绅拥立的弘光政权，根本就管不住统兵的江北四镇军阀。

打仗这种事，可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兵从哪招，怎么训练，由谁指挥，如何配合，打赢了如何赏，打输了怎么罚，这些事都不是简单靠砸钱就能解决的。

江北四镇一共存在不到一年，南明小朝廷向其投入的钱少说有300万两，结果确是一触即溃，四镇有三镇直接降清。

日后满清颁布剃发令，江南地区反应剧烈，又爆发了一波反清大起义，但最终因为起义军组织度太差，被满清各个击破。

至于江南士绅多年来积累的海量财富，最终都在满清的铁拳下流入了清廷的国库，富甲一方的江南士绅，最终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

江南士绅在面对满清铁蹄时为何毫无抵抗之力？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完整运行过一套从基层开始的系统，江南士绅攫取海量财富靠的是一套政商大循环，士绅子弟考取功名进入朝廷，拥有权力的士绅子弟再利用手中的特权反哺资本，他们从海外贸易中赚得最多的钱，却不用缴纳赋税。

靠权力维系的资本模式固然能快速攫取大量利益，但是由于不参与基层治理，形不成一个解决现实问题的完整体系，在权力来源被从抽走后，将会立刻土崩瓦解。

当满清的铁蹄南下，需要凭实力交出一份答卷的时候，江南士绅们那套寄生哲学根本就没有任何立足能力。

到这里，明末各主要组织的情况大多介绍完了，最后得天下的为何是满清也就不言自明了，一个组织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从一件件小事中获得，在几十年的风云际会中，满清将自己的组织能力锻炼的成体系，所以最后是满清胜出。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何正确的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答案是从干小事，获小利开始，逐渐升级上难度。

满清的模式就是这样的，最初是在人参贸易中取小利，而后控制辽东取中利，后来争天下取大利，在这样的过程中，组织模式有机会逐步升级。

而李自成的农民军则不然，昨天还在亡命天涯想着怎么活过今晚，明天就打入京师做天子，其组织模式根本来不及升级来适应新模式。

江南士绅则从一开始就玩高端局，日常想的是如何在高级权力场上博弈，一旦天下大乱，需要他们真正进行具体的基层治理，他们直接就两眼一抹黑。

满清政权在恰当的时机，遇上恰当的事，逼着他们以正确的方式锻炼组织能力。

天下归清，时也，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