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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4日，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公开表示，菲律宾只有在中国停止其所称的“掠夺性”海上行动后，才会考虑恢复两国军事沟通。

10月15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井泉就菲律宾防长此前的涉华言论作出回应，强调中国珍视和平；10月16日，特奥多罗又把中方大使的表态解读为威胁。

到了10月19日，菲律宾外交部正式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方作出解释。短短几天，一场围绕南海问题的言论交锋，就演变成了新的外交争执。

这件事真正值得琢磨的，是菲律宾究竟想把南海争端引向什么方向。把问题放在双边关系中谈，和把它包装成涉及整个地区的安全问题，产生的政治效果完全不同。

菲律宾当然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也可以寻求外部支持，但如果不断强化对抗叙事，试图让其他国家跟着自己的节奏走，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都有各自的利益账本，菲律宾的算盘打得再响，也不能替别人做决定。

特奥多罗持续强硬

判断菲律宾的对华政策，不能只盯着某一句话，而要把近期的表态和实际政策放在一起看。2026年10月14日，特奥多罗不仅要求中国停止其所称的海上不当行为，还表示菲律宾不会轻易恢复两国军事沟通。

菲律宾通讯社的报道显示，他把是否恢复沟通与中方是否改变海上行动直接挂钩。军事沟通本来就是管控风险的重要渠道。海上力量活动频繁，双方对同一事件的判断又可能截然不同，如果缺乏必要的沟通机制，现场摩擦就更容易被政治化，外交争执也更容易层层升级。

将沟通渠道的恢复设置为对方必须先满足的条件，短期内或许能强化自身立场，却也会让双方处理突发情况时少一条可以使用的路。10月15日，中国驻菲律宾大使井泉针对特奥多罗的相关言论作出回应，强调中国珍视和平，菲律宾方面随后将中方表态解释为武力威胁。

10月16日，特奥多罗进一步声称，这番话暴露了中国试图控制菲律宾所称的西菲律宾海的意图。10月19日，菲律宾外交部召见井泉，称有关言论具有挑衅性，并可能进一步恶化双边关系。

这里存在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双方不仅在争论海上行动本身，也在争夺对事件的解释权。菲律宾把中方关于实力与和平的表态解读成威胁，再以这种解读强化自身的安全叙事；中国则强调相关言论的完整语境，反对菲律宾借机扩大争端。

两种叙事一旦持续对撞，原本需要具体协商的海上问题，就可能逐渐变成一场谁更有资格代表地区安全利益的政治较量。

菲律宾防务部门的强硬路线，值得关注的正是这种变化。它不只是对中国表达不满，更是在持续强化一个判断：中国的海上行动不仅影响菲律宾，还涉及更广泛的地区安全。

这样的叙事有助于菲律宾争取外部关注，也有利于它为扩大安全合作寻找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国家就会接受菲律宾对局势的全部解释。

把越南等国摆进同一幅图景

菲律宾如果希望扩大自身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影响力，一个现实选择就是争取其他相关国家的支持。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都与南海问题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交集，日本也与菲律宾发展着安全合作关系。

从菲律宾的角度看，将这些关系放到地区安全的框架中讨论，确实有可能提高自身议题的关注度。但这里必须分清楚：其他国家同样关心南海问题，不等于它们愿意接受菲律宾的对华政策，更不等于它们愿意为菲律宾承担对抗升级的全部代价。

以越南为例，2024年1月30日，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访问越南期间，两国签署了有关南海事件预防与管理的谅解备忘录，还讨论了海岸警卫队合作、海上沟通和大陆架相关议题。越南总理范明政同时强调，各方应推动有效、实质性的南海行为准则，并遵循国际法。

这说明越南与菲律宾可以在具体海上事务上合作，但双方的合作有自己的议题和边界。签署海上事件管理协议，是为了降低误判、处理争端，并不能直接推导出越南会支持菲律宾所有的对华主张。

如果菲律宾希望把双边合作进一步变成统一的对华安全阵线，就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问题：越南有自己的外交目标，不会因为菲律宾需要支持，就放弃独立判断。

马来西亚和文莱同样不能被简单归入菲律宾设想的阵营，各国对海洋权益有自己的主张，也有不同的外交安排和经济利益。它们可以在某些问题上与菲律宾立场相近，也可以在另一些问题上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一道只有“跟随”与“反对”的单选题。

更何况，日本与越南、马来西亚、文莱所处的地缘环境和南海利益结构并不相同。菲律宾与日本加强安全合作，不代表所有南海相关国家都会因此采取相同立场。把不同国家放进同一张安全地图，可以形成政治叙事，却不能自动制造共同战略。

东盟国家有自己的利益账本

为什么不能简单认为越南等国会跟随菲律宾？原因并不复杂：南海争端是各国需要处理的问题，但对华关系涉及的远不止海上分歧，还包括贸易、产业、投资、供应链以及地区长期稳定。一个国家制定外交政策，必须同时考虑这些利益，不可能只围绕某一个争端作出决定。

2026年9月1日，中国政府网援引官方数据指出，2025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2026年前7个月，双方贸易额达到7444.1亿美元，同比增长24.7%。

这些数字说明，中国与东盟之间已经形成规模庞大的经济联系。贸易规模本身不能决定各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却能说明，地区国家在作出安全政策选择时，不可能忽略经济合作带来的现实利益。

对越南来说，维护海洋权益与发展对华关系可以同时存在，并不必然互相排斥。对马来西亚和文莱而言，维护自身海洋利益、保持外交自主、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同样都是需要统筹考虑的目标。

东盟的现实意义，也恰恰在于成员国可以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继续沟通、协商和合作。如果把地区国家简单划分为支持中国或反对中国的两个阵营，就会忽略各国的政策自主性，也会低估地区合作机制的作用。

海洋权益争端确实存在，各国对相关问题也有自己的立场。但争端存在，不等于必须不断扩大对抗；存在共同关切，也不等于必须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真正成熟的外交，应该能够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为分歧保留协商空间。

这也是菲律宾试图扩大南海问题影响范围时必须面对的限制：它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却不能替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决定怎样平衡安全、经济与外交利益。把其他国家拉进话语场，不代表已经把它们拉进同一条战略路线。

对抗叙事可以争取短期筹码

顺着这个逻辑往下看，菲律宾不断强化对华安全叙事，确实可能带来一些短期收益。强硬表态能够吸引外界关注，也可以为扩大军事合作、争取盟友支持提供政治理由。但问题在于，短期政治收益与长期国家利益并不总是一回事。

2026年10月中旬，菲律宾防务部门继续强调恢复中菲军事沟通的条件，随后双方又因公开表态发生外交交锋。这条时间线至少说明，双方在争端管控上的分歧并没有因为强硬表态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延伸到外交层面。

军事沟通渠道受限，意味着双方在处理海上摩擦时需要面对更多不确定性；外交争执持续升级，则会增加恢复互信的难度。

如果每一次争端都被放进更大的安全对抗框架中，任何一方作出的让步都可能被国内舆论解释为软弱，原本可以通过技术沟通解决的问题，也可能变成难以退让的政治问题。

菲律宾需要警惕的，是把争端不断扩大之后，自己反而失去灵活处理问题的空间。外交政策最怕的不是立场鲜明，而是把立场变成唯一选项，把对抗变成唯一手段。前者可以维护利益，后者却可能让政策陷入自我强化的循环。

结尾

特奥多罗可以持续强化安全叙事，马科斯政府也可以寻求外部支持，但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都有自己的利益与外交判断，不会因为菲律宾的需要就自动跟随。菲律宾越是试图把双边争端扩大成地区对抗，就越需要面对外交协调、危机管控和长期合作方面的成本。

接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谁在讲话中点名了哪些国家，而是这些国家是否采取实际行动，以及中菲之间能否保留必要的沟通渠道。菲律宾可以争取支持，却无法替其他国家决定方向；如果一味把对抗当成筹码，最终受限的，很可能正是菲律宾自己的外交空间。

信源：菲方召见中国大使,外交部:坚决反对恶意炒作涉华议题,菲方应约束个别政客不负责任言行

信源：中国驻菲律宾大使回应菲防长涉华谬论:究竟谁才是麻烦制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