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守玉跟我吐槽：“沈伯履当议长之后，天天出去应酬，身后跟着一堆交际花、女明星，他还挺得意，跟她们打情骂俏，我都快气死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手里正拿着一瓶汽水，越说越激动：“陈先生，以前我跟他感情热得像热茶，现在已经凉得跟这瓶冰水一样了。我们俩早就回不去了。你帮我想想，他那一脸病恹恹的样子，这些女人到底图他什么啊？”

我强忍着笑劝她：“沈太太，沈议长都五十多岁了，哪还有什么歪心思。这些女人不过是打着认识议长的名头，出去好跟别人炫耀，哪里是真心喜欢他，您就放宽心吧。”她听完恍然大悟，连说：“对对对，你说得太对了。”

沈伯履那天回家，她就把我的话原原本本跟他说了：“刚才陈先生来跟我聊了很久，他说你年纪大了，那些女人都是冲着你议长的身份来的，没人真心对你，你可别被蒙在鼓里了。”沈伯履一听就明白，是我在暗中帮他们调和夫妻感情，从那以后，他和宋守玉都对我更好了。

戊子年九月我父亲去世，沈伯履特意抽时间来磕头吊唁，以参议会的名义送了挽联和二十元，还以个人名义额外给了两百元奠仪。

当时国民党的文化委员会，正由伪委员长张道藩主持编一本厚厚的《美术年鉴》，里面分国画、书法、西洋画、篆刻、竹刻、作者小传等十大类，收录了全国的美术家。吴湖帆硬把我也推荐进去，占了整整一页。

编委会里的陆丹林、郑午昌等人都跟我不对付，对我的作品百般挑剔，一致想把方介堪的作品放在篆刻类首页，因为他有蒋介石的两方印章。方介堪还托人找吴国桢的夫人黄某某帮忙，黄某某是温州女画家张红薇的弟子，想把方介堪推上第一页。王福庵也觉得自己稳拿第一，两派人争得不可开交。

到正式付印的时候，张道藩说一切都听沈伯履的。沈伯履直接定了：书法类以于右任、沈尹默的对联开头；绘画类首页是张静江、陈树人、何香凝的作品合登，冯超然排第二，吴湖帆、张大千在第三页；篆刻类则把我排在第一，齐白石第二，王福庵第三，方介堪被挤到了第五页之后，叶露园甚至都没排进去。王福庵、陆丹林、郑午昌等人也只能干瞪眼，王福庵气得破口大骂。

1949年除夕，沈伯履夫妇特意请我去吃年夜饭，就在他们卧室里，除了他们的儿子、儿媳、侄儿，没有请任何别的亲戚。杭嘉湖一带的人，从来不会请外客吃年夜饭，这说明他们把我当成了自己人。

1949年三月底到四月初，宋守玉又几次找我，说：“我们俩想带你一起走，吃住都跟我们一起，你去哪我们就去哪，把你当亲弟弟，伯履也同意了，路费我们全包。”我当时因为三件事婉拒了：一是放不下妻子和小女儿，二是三弟媳妇和她女儿没人照顾，三是舍不得小儿子和复旦的那位老同学。她叹了口气说：“你可别后悔，不听我的话啊。”

沈伯履对我的关照，其实全是宋守玉的意思。我一直特别感激她当年劝我别听沈伯履的话加入特务组织，她真是我的大恩人。后来大可夫人跟我说，宋守玉宁愿没孩子也不让沈伯履纳妾，是个很有骨气的人，所以才一直对我这么好。不管事实是不是这样，直到现在我都记着她的恩情。

人物小传

1. 陆丹林

近代书画家、文史学者，活跃于上海画坛，《美术年鉴》编纂委员。为人耿直，与陈巨来素有嫌隙，在编选篆刻作品时处处针对陈巨来，后被沈伯履直接压下，未能如愿。

2. 郑午昌

近代海派画家、美术理论家，擅长山水，兼工诗文。《美术年鉴》编纂委员之一，与陆丹林立场一致，对陈巨来抱有偏见，在作品评审中多方挑剔，最终未能左右结果。

3. 方介堪

近现代篆刻名家，以鸟虫篆闻名，曾任西泠印社理事。在《美术年鉴》篆刻评选中，一度被陆丹林等人推为首，却因沈伯履的干预，名次大幅靠后，未能如愿。

4. 王福庵

近现代篆刻、书法大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以浙派篆刻著称。自认《美术年鉴》篆刻类稳列第一，却被沈伯履排至第三，因此对陈巨来极为不满，当场破口大骂。

5. 叶露园

近现代篆刻家、书画家，与陈巨来同为海派印坛代表人物。在《美术年鉴》篆刻评选中，直接被排除在外，未获任何收录，成为当时印坛争议之一。

6. 张红薇

民国温州女画家，擅长花鸟，吴国桢夫人黄某某的老师。在《美术年鉴》评选中，通过学生黄某某为方介堪说项，试图推动其作品排名，未能成功。

7. 黄某某（吴国桢夫人）

民国政要吴国桢的妻子，师从温州女画家张红薇，在画坛略有影响。受方介堪请托，利用身份为其在《美术年鉴》评选中争取名次，最终未能如愿。

8. 陈树人

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兼具画家与文人身份。在《美术年鉴》评选中，其作品被沈伯履安排在绘画类首页，与张静江、何香凝作品合登，是当时公认的画坛大家。

9. 张静江

民国知名文人、实业家，与吴湖帆、张大千等海派名家交往密切。在《美术年鉴》评选中，其作品被沈伯履安排在绘画类首页，位列重要位置。

10. 何香凝

近代女画家，擅长花鸟、山水，兼工书法。在《美术年鉴》评选中，其作品被沈伯履安排在绘画类首页，与张静江、陈树人作品合登，是公认的画坛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