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不断深入，接下来一段时间，中国社会要试着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某些“能人”，是应该清晰地让他们在体制内外进行二选一，还是适当给这些“能人”们留下一些中间地带？沉寂多年的刘翔突然发声，把这个非常需要被讨论的问题摆到了明面上。

安置风波

8月26日，奥运冠军刘翔突然在互联网上发声，说上海体育局给了他一个二选一方案：要么回去当教练，全职，需坐班，年收入约20万；要么一次性买断，买断费用约100多万。

话题热度持续上升后，上海体育局通过新华社发声：针对刘翔个人去留问题，将依法依规通过组织安置、自主择业两种路径妥善安置。

刘翔则在评论区留言：还依规，依的哪条规？十年了想起来安置我，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安置我？

随后，刘翔再发微博：我一直没离开，不是我不想走，是你不让我走。

刘翔还就当教练问题表达了自己看法，大意是离开赛场很久了，没有从教经验，当教练怕误人子弟。

针对刘翔的安置问题，网友也很自然地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是国家培养了刘翔，即便刘翔取得了辉煌成就，也不能享有特权，要么买断走人，要么回去当教练。

另一派则认为，刘翔退役已经十年了，十年前不安置人家，十年间分了上亿的广告费，如今刘翔商业价值下降了，才想起来安置人家，不是卸磨杀驴吗。

两方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都没说到点子上，因为连最基本的问题：刘翔到底想要什么都没搞清楚。

那么刘翔到底想要什么呢？其实从刘翔的这几条发言中就能找到答案。

真正的诉求

有人说，刘翔发微博的原因，说到底还是钱，这种说法，对，也不对。

作为一个职业生涯累计广告收入5亿，即便在今天每年仍有一千万广告收入的明星运动员，无论是当教练赚的那20万年薪，还是一次性买断拿的那100多万补偿，刘翔都看不上。

刘翔自己也说了，不想当教练，他给出的原因是离开赛事太久，没有从教经验，怕误人子弟，但更现实的原因无疑是以刘翔这样的收入，确实没有必要为了20万年薪天天坐班。

既然不想当教练，那么一次性买断离开就是最现实的选择了，如果刘翔真的只想要钱，那么他压根不会发微博，因为这条路对于他的“钱途”来说，是最好的。

刘翔退役后，上海体育局给了刘翔一个团委副书记的虚职，不用坐班，但刘翔还在上海体育局编制内，而这种制度安排下，刘翔的广告收入，则要按照刘翔本人拿50%，体育局、田协、教练团队分剩下的50%的方式进行分成。

也就是说，刘翔的收入，得给组织分一半。

如果刘翔真的只在乎钱，而且事实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不是他不想走，是组织不让他走，那么这次的安置方案出来后，刘翔的正常反应应该是一秒钟都不迟疑，直接选一次性买断走人。

当然了，作为每年广告费超过1千万的明星运动员，刘翔看上的肯定不是那1百多万的安置费。

但一次性买断后，刘翔就跟能彻底离开上海体育局系统，以后他的广告收入就不用再跟组织分了，全都归他。

如果只算经济账，刘翔日后每年能多赚几百万，这样岂不是很好？为什么还要发微博进行所谓的“求助”呢？

刘翔退役后，便开始低调生活，微博更新不多，内容大多是旅行、美食，以及一些运动相关内容，这十年里，刘翔的广告收入年年都要跟组织平分，但刘翔并未表达出任何不满，反倒是这次给出一次性安置方案后，刘翔反应激烈。

如果真如刘翔所说，他早就想走，是组织不让他走，那么这次安置方案出来后，刘翔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买断走人，以前的钱分了就分了，以后的钱不用分了，从赚钱的角度看，这不是最优解吗？

为什么以前分钱的时候，刘翔没有任何异议，这次有机会不分钱了，刘翔反倒是“急”了？

以上种种，都指向了刘翔发微博进行所谓求助的真实意图，他最大的诉求其实是不想彻底离开体制。

能人们的灰色地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模式里持续存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行的情况。

简单说，是体制外市场经济，赚钱赔钱各凭本事；体制内计划经济，国家给你兜底，但也别想发财。

但在实际运行中，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一些领域又难以真正的彻底分开，具体来说就是体制内的某些“能人”，他们的成果能够在市场上赚得很多很多的钱时，那么这些“能人”的收入，就很难完全按照体制内计划经济模式走。

一个相似的案例，当时还在国家武术队的李连杰拍摄的《少林寺》取得了一亿票房，但作为主演的他因为体制内身份却不能享受票房分成，他因为该片获得的额外收入只是拍摄津贴，约700元（大约相当于当时普通职工2年收入）。

类似的案例还包括，高校和体制内科研单位的专家组织的科研项目取得重大突破，并在市场上赚到海量的资金；大型公立三甲医院技术每年有患者从五湖四海赶来求医等等。

这些体制内的“能人”，他们贡献巨大，甚至可以说得更直白些，经济效应巨大，那么他们的收入，是只能按照体制内的模式走，还是也要考虑一些市场影响。

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多体制内单位，各自摸索出了一套组织与“能人”分钱的模式，具体表现是：组织仍给“能人”们在体制内留下位置，允许，甚至鼓励“能人”们到市场上去赚钱，赚的钱再与组织按照一定比例分配。

刘翔等体育明星，采用的就是这套方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这套方案一直被认为是能够实现“双赢”的，既能让“能人”留在组织内，又能利用“能人”的商业价值从市场上赚到钱，双方都获益。

但这就造成了制度上给“能人”们留下了某些灰色地带，既能把身份留在体制内，又能在市场上赚钱。

千万别小瞧组织给“能人”们提供的那个所谓“虚职”，体制内的身份，对于“能人”们来说，也是相当有诱惑力的，体制内的身份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地位，同时，在与体制内部门打交道时，也更方便一些。

相当一部分“能人”，是宁愿少从市场上赚钱，也要保留体制内身份的。

这次刘翔的所谓“求助”，他真正在乎的，根本就不是钱，而是体制内的身份。

效率与公平

刘翔问题，折射出的是站在体制内外灰色地带里的“能人”们在未来的处境问题。

过去四十年，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增量社会，国民经济的主题是做大蛋糕，所以要给“能人”们更大的自主权，让他们放开手脚，在市场上赚钱，满足了能人们的经济需求的同时，组织也分享到了红利，这种模式在效率为先的增量社会无疑是最优解。

但是一旦进入存量社会，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取舍就会发生改变，能人与组织的双赢模式，就要遭到质疑了。

既然“能人”们能够从体制外赚到钱，为什么还要保留体制内身份呢？当进入体制成为普通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时，那么组织给“能人”们留下的所谓虚职，就变得不那么无关痛痒了。

刘翔问题，能够激起如此之大的讨论，本质上讲，还是效率与公平之争，为了效率，给“能人”更大的自主权，还是为了公平，消除“能人”的灰色地带，让“能人”也必须二选一，这将是中国社会，一个重要的议题之一。

当然，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一方面，彻底的一刀切，是不现实的，社会发展仍需要“能人”们充分参与，如果为了绝对公平彻底锁死能人们的自由空间，经济和社会都会变成一潭死水。

但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从增量转向存量型的大趋势不变的背景下，留给“能人”们的灰色地带也会变小。

在增量时代，弄潮儿们需要的是一往无前，而在存量时代，“能人”们则需要更多关注社会影响。

“能人”们仍可以扬帆远航，但更多的精力要从寻找宝藏，转向避免触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