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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丽文在南京中山陵前的演说，由她自己撰稿，最大的特点就是指出“两岸因日本帝国主义砍劈出的伤口，至今仍无法愈合”，正好与我多年来一直强调，台湾问题并非只始于1949，而是从1895至今超过130年的分隔，可以说不谋而合。

要知道，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抗日救亡，这段近现代中华民族意识形成的“觉醒年代”，恰恰是台湾遭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岁月。很多来过台湾的大陆民众，都感觉到台湾社会很“中国”，但这个“中国”更多是旧中国的人情互动，而缺乏新中国的国族认同。

台湾先烈先贤并非自甘做失去祖国的“亡国奴”，但武装抗日被一次次残酷镇压，积弱的祖国又无法让台湾同胞倚靠。辛亥革命后，台湾知识分子一下子又看到希望，故而当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辞世，当时的台湾意见领袖蒋渭水会发出“哭望天涯吊伟人”之叹，在北京求学的台湾青年留下“三百万台湾刚醒同胞，微先生何人领导；四十年祖国未竟事业，舍我辈其谁分担”的挽联。

郑丽文的这篇演说，超脱了昔日老外省人既反共又怀乡的乡愁叙事，而是从台湾本土的角度，拉出“两岸”和“国共”两大连结。

在两岸的部分，我们看到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知识分子、进步青年，依然呐喊着对祖国的追寻，激发出“救台湾，先救祖国”的主张。同时，也回应了我高中时期曾有的迷惘：身为一个祖父母都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成长的台湾本省人，我们确实有和外省人不同的家族历史记忆；传统“外省乡愁”的两岸叙事，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民进党企图制造的“本土”与“中国”的对立。

在带领台湾民众“还原”中国本色的过程里，我们恰恰不能掉入“本土”与“中国”对立的逻辑，但也不必刻意忽视本省与外省、台湾与大陆不同的历史记忆。正如郑丽文此篇演讲所说，这便是日本帝国主义劈出的两岸伤口：台湾本省人从1895年后，就同时出现“殖民母国（日本)”与“文化祖国（中国)”的矛盾，并在此后的130余年，和中国大陆走上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的发展道路。

即便在1945至1949年间，两岸同属一个政府统治，但这期间又发生“二二八事件”，及因国共内战造成的纷扰，台湾社会还来不及补“觉醒年代”的课，就又陷入“白色祖国（国民党)”和“红色祖国（共产党)”的错乱。

最后，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失利，大批外省人于1949年从大陆退守台湾。于是台湾问题，又再加入“国共斗争”的元素，这也正是郑丽文演讲突显的另一连结：关于“国共”之间的连结。

郑丽文巧妙地回避直接谈共产党，而是通过在台湾“戒严”时期长年坐牢的政治犯陈明忠，回忆他在2005年力劝连战到大陆推动国共和解的故事。陈明忠本是成长于日据时期的本省地主之子，因同情工农群众而信仰社会主义，在“二二八事件”时追随台共前辈谢雪红和国民党武装斗争，后又秘密加入中共在台地下党，成为一度遭判死刑的“叛乱犯”。

2005年，他受连战邀请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演讲，鼓励连战迈出与中共合作的“破冰之旅”，遂有后来连战提出的“联共反独”､“两岸中国人赚全世界的钱”的主张，而当时居中联系的正是郑丽文。陈明忠不仅反映了国共之间的连结，而且有别于外省人的国共叙事，是当时台湾本省知识青年追寻“红色祖国”的写照。

郑丽文没有点破的是，比陈明忠再年长的一批台湾本省进步力量，如张志忠、钟浩东、吕赫若、简吉……，还有出身台湾、到大陆投身国军的李友邦、林正亨等人，他们本是在日据时期坚定抗日、认同中国的“祖国派”，和依附日本殖民者的“皇民派”形成鲜明对比，却因为在国共内战时期多思想左倾，乃至加入中共地下组织，而惨遭国民党杀害，魂断马场町，致使台湾本土的“祖国派”断了香火，而由李登辉之流篡夺了“本土”的话语权。

一百年前的1926年，国共尚在合作阶段，共同为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打倒帝国主义，完成北伐统一而努力。然而，一年后的1927年，便发生中共所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亦即国民党所谓“清党”，两党从此分道扬镳，而且结下血海深仇。国共的历史恩怨，加上日本殖民的遗毒，造就了今时今日的台湾问题，使两岸融合更加困难。

郑丽文感性地说，希望国共一起种下和平的种子。然而，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两岸和平的种子要能真正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仍需要中国认同的土壤，及双方共同秉持“振兴中华”的信念来灌溉。我也必须提醒，既然如此，国民党一些人士，若仍不够清醒，自以为能“经济靠大陆，国防靠美国”，说白了就是消费大陆同胞的善意，长久下去并不利于两岸和平发展，未来恐将招致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