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桃园机场的雨下得黏腻。我攥着那张飞往杭州的单程票，母亲在身后哭到直不起腰。父亲一言不发，把一包冻顶乌龙塞进我背包侧袋，动作粗鲁得像在塞一袋垃圾。那是2015年。我以为远嫁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七年里，我学会用支付宝、吃醉蟹、听婆婆用杭州话数落我酱油放太多。而父母始终没来过。直到那个闷热的六月，他们说，机票订好了。我挂了电话，在厨房站了很久。窗外的桂花树还没开。我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杭州。也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怎样的重逢。

第一章

飞机落地的时候，我正在出口处踮脚张望。萧山机场的冷气开得足，可我手心全是汗。周砚成站在我旁边，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手里举着一块接机牌，上面用马克笔写了“欢迎爸妈”四个字，字迹工整得像印刷体。

“你写这么正式干什么。”我扯了扯他袖子。

“第一次见面，得有个样子。”他低头看我一眼，嘴角弯了弯，“你紧张什么，又不是你见公婆。”

我没说话。远处通道口开始有人流涌出来。我一眼就认出了父亲，他还是那样，走路微微前倾，像是永远在赶路。母亲跟在他半步后面，烫了新的小卷发，穿一件碎花衬衫，手里拖着那个用了快十年的行李箱，轮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七年没见。我喊了一声“爸”，声音卡在喉咙里。母亲先看见我，脚步一顿，然后快步走过来，行李箱的轮子在地砖上划出尖锐的一声。她什么都没说，先伸手摸我的脸，摸到下巴的时候手在抖。

“瘦了。”她说。

父亲站在两步外，把行李放下，目光越过我，落在周砚成身上。周砚成往前一步，规规矩矩地鞠了个躬。

“爸，妈，一路辛苦了。我是砚成。”

父亲嗯了一声，上下打量他。那个眼神我太熟悉了，他在看一个人值不值得信任的时候，就是这种眼神。从头到脚，再从脚到头。最后他伸出手，和周砚成握了一下。

“走吧。”父亲说，“车在哪。”

周砚成接过母亲的行李箱，又去接父亲手里的包。父亲没松手，自己拎着往前走。我跟在后面，挽住母亲的胳膊。她的手臂比记忆里细了一圈，骨头硌手。

“家里都好吧？”我问。

“好。”母亲拍拍我的手，“你爸退休了，天天在家种菜。种了十几棵番茄，吃都吃不完。”

“真的？他不是最讨厌种地吗。”

“人老了，什么都变了。”母亲顿了顿，“你婆婆对你好不好？”

我还没回答，前面的父亲突然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机场大厅的穹顶。他仰着头，看那些钢架结构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嘴唇抿成一条线。

“这机场，比桃园大。”他说。

周砚成接话：“T4是新建的，去年刚启用。”

父亲没接话，继续往前走。我注意到他后脑勺的白发比我记忆里多了一大片，像霜打过的草地。

停车场里，周砚成拉开一辆黑色奔驰的后座门。父亲站在车门前，没动。

“这是你的车？”他问。

“公司的。”周砚成说，“我平时开一辆大众。今天想着接你们，跟公司借了辆宽敞的。”

父亲点点头，弯腰坐进去。母亲跟着坐进去，摸了摸真皮座椅，又看了看车顶的天窗，什么也没说。我从后视镜里看他们的脸。父亲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绿化带，母亲看着前排座椅后背，上面挂着一串周砚成提前准备好的矿泉水和小零食。

“渴不渴？饿不饿？”我问。

“不饿。”母亲说，“飞机上吃了。”

“那个鸡肉饭难吃死了。”父亲突然开口，“米饭夹生。”

周砚成笑了一声：“爸您嘴真刁。晚上带您吃好的。”

父亲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没接话。但我看见他嘴角动了一下。

车上了高速。窗外的六月杭州，高架两边开满了夹竹桃，粉的白的，一蓬一蓬往后退。母亲终于忍不住，掏出手机对着窗外拍了一张。

“发给你小姨看看。”她嘟囔着，“她老说大陆到处是土房子。”

周砚成从副驾回头：“妈，您要是想拍照，明天我带你们去西湖。断桥那边荷花开了。”

“断桥。”母亲重复了一遍，“就是白娘子那个断桥？”

“对。”

母亲的眼睛亮了一下。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她带我去庙里拜拜，总要在许愿牌上写“全家平安”。那时候她头发还是黑的，腰板挺得笔直。

车下了高速，拐进一条林荫道。两边是高大的梧桐树，枝叶在头顶交叠成拱。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洒了一地碎金。父亲忽然坐直了身子。

“这树多少年了？”他问。

“法桐，民国时候种的。”周砚成说，“这条路叫北山街，前面就是西湖。”

父亲没再说话，但我知道他在数树。他这辈子做园林绿化，对树有感情。车拐过一个弯，西湖忽然撞进视线。那天天气好，湖面像一块被擦亮的铜镜，远处保俶塔细细的一根，立在宝石山上。母亲轻轻啊了一声。

“到了。”周砚成把车停在路边一个老小区门口。

小区叫“松木场”，八十年代的老房子，六层楼，没有电梯。但位置好，走路到西湖十分钟。周砚成说这是他外婆留下的房子，两年前重新装修过，给我们住。

“你爸妈住这里？”父亲站在楼下，仰头看那些晾在外面的被单和腊肉。

“嗯，我们自己买了新房，在滨江。”周砚成从后备箱搬行李，“这边离西湖近，想着你们来住方便。”

父亲没说话，拎着箱子开始爬楼。四楼，他一步两个台阶，我跟在后面喘气。母亲倒是走得慢，扶着扶手一级一级上，嘴里念叨：“这楼梯比我们家那边的陡。”

门打开的时候，父亲站在门口，愣住了。

房子不大，两室一厅，但收拾得极干净。客厅窗台上摆了一排多肉，绿油油的。沙发上铺着亚麻布的罩子，茶几上放着一盘洗好的杨梅和一小碟桂花糕。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平安喜乐”。

“谁写的？”父亲指着那幅字。

“我写的。”周砚成把行李放下，“献丑了。”

父亲凑近看了看。“练过？”

“小时候跟着爷爷练过几年颜体。”

父亲点点头，转头看我：“你老公会写字，你怎么不说？”

“你也没问啊。”

气氛忽然松下来。母亲去厨房转了一圈，出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冰箱里塞满了。鸡蛋、青菜、肉，还有一罐猪油。”她看着我，“你婆婆来弄的？”

“嗯。她知道你们要来，昨天特意过来收拾的。”

母亲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是点了点头。父亲坐在沙发上，拿起那块桂花糕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又拿了一块。

“甜了。”他说，“但还行。”

那天晚上，周砚成在楼下的“楼外楼”订了位置。父亲喝了两杯黄酒，脸微微发红。他举着杯子，对着窗外的西湖夜景，忽然说了一句：“这地方，比我想的好。”

周砚成给他斟酒：“爸，以后每年都来。夏天来避暑，春天来看花。”

父亲把酒杯放下，看着周砚成。“我女儿嫁给你七年，你一次都没带她回过台湾。”

空气一下子凝住了。我筷子停在半空。

周砚成放下酒壶，坐正了身体。“爸，是我不对。前几年事业刚起步，后来又是疫情。今年本来打算回去的，您和妈先来了，就想着先陪你们把这边玩遍，明年我们一家四口一起回去。”

父亲盯着他看了很久。最后端起酒杯，碰了一下周砚成的杯子。

“明年。”他说，“你说的。”

“我说的。”

那杯酒，父亲一口干了。

第二章

第二天一早，父亲六点就醒了。他在客厅里走来走去，拖鞋踩在地板上啪嗒啪嗒响。我推开卧室门的时候，他已经把窗台上的多肉挨个看了一遍，还拿喷壶给它们喷了水。

“爸，你干嘛呢。”

“这盆徒长了。”他指着一盆乙女心，“水浇太多，光不够。要控水，拿出去晒。”

“这是砚成养的，你跟他说。”

父亲哼了一声，继续看下一盆。母亲从厨房端出两碗粥，白粥配酱瓜，还有一碟煎蛋。

“你爸五点就起了，把厨房翻了一遍，嫌我的锅不好用。”

“那锅是不好，底太薄。”父亲头也不回地说。

我忍住笑，坐下来喝粥。周砚成从卧室出来，衬衫已经穿好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爸，妈，今天上午去灵隐寺，下午坐船游西湖。你们看行不行？”

父亲转过身：“灵隐寺？济公那个？”

“对。”

“去。”

灵隐寺门口，父亲站在飞来峰造像前看了很久。那些宋代的石刻佛像，在石壁上笑了一千年。母亲拉着我往里面走，买了香，一殿一殿地拜。她拜得很认真，每尊佛前都跪下磕三个头，嘴里念念有词。我跟在她后面，看她跪下去的时候膝盖弯得有些吃力。

“妈，你膝盖不好，别跪了。”

“没事。”她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灰，“替你求个平安。”

从灵隐出来，父亲站在冷泉亭旁边，看着溪水发呆。周砚成去买水，我走过去站在父亲身边。

“在想什么？”

“这地方，跟我想的不一样。”父亲说，“我以为大陆的庙都拆了。”

“怎么会。”

父亲没接话，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妈天天在家哭。你走那年，她哭了三个月。后来不哭了，但每年你生日那天，她都要去庙里点一盏灯。”

我低下头，看着溪水从脚边流过，清澈见底。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个屁。”父亲转过头看我，眼圈有点红，“你七年不回来。”

“爸……”

“行了。”他摆摆手，“现在说这些没意思。走吧，你老公来了。”

周砚成拿着三瓶水走过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父亲，什么都没问，只是把水递过来。父亲接过水，拧开喝了一大口，然后拍了拍周砚成的肩膀。

“小伙子，灵隐寺的门票多少钱一张？”

“四十五。”

“这么贵。”父亲咂了咂嘴，“不过值。”

下午坐船游西湖。周砚成包了一条手划船，船老大是个五十多岁的杭州人，一口吴语软糯糯的。母亲坐在船头，把手伸进湖水里，笑得像个小孩。

“这水真凉。”她说。

“西湖水深两米多，底下是淤泥。”周砚成给她递纸巾，“妈，擦擦手。”

船划过三潭印月的时候，父亲忽然指着远处问：“那个是不是雷峰塔？”

“对。”

“白娘子被压的就是这个？”

“传说里是。”

父亲点点头，掏出手机拍了一张。他的手机屏幕碎了一道裂纹，但拍照的时候举得很稳。母亲凑过去看照片，嫌他拍歪了，抢过手机重新拍。

我看着他们俩在船上为了照片吵架，忽然想起小时候，他们带我去垦丁。那时候父亲还年轻，背着我走了一整片沙滩。母亲在身后喊慢点慢点，他假装听不见。

“想什么呢？”周砚成握住我的手。

“想小时候。”

他捏了捏我的手指，没再问。船继续往前划，水面倒映着保俶塔的影子，被桨划碎了又合拢。

晚上回到家，母亲洗澡的时候，父亲坐在客厅沙发上，翻看茶几上的一本相册。那是周砚成准备的，里面全是我在杭州这七年的照片。从刚来时候的瘦巴巴，到后来一点点胖起来，再到婚礼上的白纱，再到去年在千岛湖拍的合影。

父亲一页一页翻，翻得很慢。翻到我在医院输液那张时，他停住了。

“这是什么时候？”

“前年。”周砚成坐到他旁边，“急性肠胃炎，住了三天院。”

“你照顾的？”

“嗯。那几天没敢跟你们说。”

父亲把相册合上，放在膝盖上，沉默了很久。窗外西湖的夜风从半开的窗户灌进来，吹得那幅“平安喜乐”微微晃动。

“砚成。”父亲开口。

“爸。”

“我女儿脾气不好。从小被她妈惯的，要什么就得给什么。你多担待。”

周砚成坐直了身体。“爸，她脾气挺好的。是我做得不够。”

父亲摆摆手。“你别跟我客气。我自己的女儿我知道。”他停了一下，“但是有一件事，我要你记住。”

“您说。”

“她嫁这么远。你要是欺负她，我们两个老的在台湾，赶不过来。但是你记住，赶不过来，不等于不会来。”

周砚成看着父亲的眼睛，点了点头。“爸，我记住了。”

父亲把相册放回茶几上，站起来往卧室走。走到门口又回头。

“明天去哪？”

“良渚古城遗址。”周砚成说，“五千年历史。”

父亲眨了眨眼。“五千年。比我们台湾的历史长多了。”

他关上门。我站在走廊拐角，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芒果，站了很久。

第三章

第三天去良渚。父亲站在古城遗址的复原模型前，看了足足二十分钟。那个模型很大，占据了整个展厅中央，五千年前的城池、水利系统、稻田，一样一样标得清清楚楚。

“这是真的？”父亲问讲解员。

“是真的。碳十四测年，距今五千三百年。”

父亲绕着模型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母亲拉他：“走了走了，后面还有。”

“急什么。”父亲甩开她的手，继续看。最后他站在那幅巨大的水稻田复原图前，掏出手机拍了一张，又拍了一张。

“你外公以前种稻。”他忽然跟我说，“台中那边，两甲地。后来卖了。”

我知道这件事。外公卖地那年，母亲刚考上师范，学费就是那块地换来的。外公后来一直念叨，说那块地肥，种什么长什么。

“良渚人五千年前就种稻了。”父亲看着那些碳化的稻粒标本，“比我们早。”

“现在这边也用无人机种田了。”周砚成说，“爸，下午带你们去看一个现代农业园。”

父亲眼睛亮了一下。

下午的农业园在余杭，一大片玻璃温室，里面是无土栽培的番茄和草莓。父亲蹲在番茄架前，看那些根系泡在营养液里，啧啧称奇。

“这不用土也能长？”

“不用。营养液配比好就行。”

“那病害呢？”

“温室控制温湿度，基本不用农药。”

父亲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这个好。你妈种番茄老长虫，打药又怕有毒。”

母亲在旁边瞪他：“我什么时候种番茄了？是你自己非要种。”

“你种的。”父亲坚持。

“你种的。”

周砚成和我对视一眼，同时笑了。农业园的负责人过来，听说父亲是台湾来的园林绿化退休职工，热情地拉着他去看育苗区。两个人聊了半天，从嫁接技术聊到有机肥发酵，越聊越投机。

回去的路上，父亲坐在车里，忽然说：“这边的农村，比我想的好。”

“哪个农村？”母亲问。

“今天路过那几个。房子都是三四层的小楼，外墙贴瓷砖，比我们台中那边不少地方强。”

“你就看房子。”母亲撇嘴。

“房子怎么了？房子说明生活水平。”父亲认真起来，“你看那边，家家门口停着车。我们那边乡下，还有骑机车的。”

周砚成从后视镜里看了父亲一眼。“爸，这边农村这几年发展是快。不过也有不好的地方，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村里就剩老人小孩。”

父亲点点头。“都一样。台湾也这样。”

晚上回到家，父亲破天荒没有看电视，坐在阳台上喝茶。我端了一盘切好的西瓜过去，坐在他旁边。六月的杭州夜晚，空气里有一股栀子花的甜香。

“爸，明天去哪？”

“你安排。”他喝了一口茶，“不过我想去趟菜市场。”

“菜市场？”

“看看这边的菜价。你妈说这边的菜贵。”

我笑起来。“行，明天早上我带你们去。”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看着远处西湖的灯火。

“你在这里，过得惯？”

“惯。”

“他家人对你好？”

“婆婆挺好的。就是老嫌我菜烧得淡。”

父亲笑了一声。“你从小就不会烧菜。你妈教的那些，你一样没学会。”

“我会煮泡面。”

“出息。”

我靠在父亲肩膀上。他的肩膀比记忆里窄了，骨头硌人。但他没有躲开，只是继续喝茶。

“爸。”

“嗯。”

“谢谢你们来。”

父亲没说话，伸手拍了拍我的头，像小时候那样。他的手掌粗糙，有老茧，带着茶香。

“你妈想你想得厉害。”他说，“有时候半夜醒了，坐在客厅发呆。我问她干什么，她说听见你在哭。”

我鼻子一酸。

“我没哭。”

“我知道。但她听见了。”父亲把茶杯放下，“现在看见了，就好了。你过得好，她就放心了。”

阳台上那盆茉莉开了，香气一阵一阵飘过来。我低下头，把脸埋在父亲肩膀的衣服里。那件衬衫还是我结婚那年给他买的，领子洗得发白，但他一直穿着。

第四章

第四天早上，我带父母去松木场菜市场。母亲一进去就两眼放光。蔬菜摊上的青菜水灵灵的，带着露水。她蹲下来挑茭白，问摊主：“这个怎么卖？”

“五块一斤。”

“这么便宜。”母亲回头看我，“台北一斤要二十块台币。”

“妈，这边物价是便宜。”

母亲买了茭白、空心菜、一条鲈鱼、半斤河虾，又买了豆腐和香菇。塑料袋拎了满满两手。父亲跟在后面，负责付钱。他掏出一张一百块人民币，递给摊主，摊主找零的时候，他拿着那些硬币翻来覆去看。

“这硬币比我们那边大。”他说。

“一块钱能坐公交。”我说。

父亲把硬币收进口袋，又掏出手机。“这个能用吗？”

“能。微信支付宝都行。”

父亲试着扫了扫摊主的二维码，付了两块钱买了一把葱。他对着手机屏幕看了半天，确认扣款成功，脸上露出一种复杂的表情。

“比台湾方便。”他承认。

中午母亲下厨，做了清炒茭白、红烧鲈鱼、丝瓜蛋汤。周砚成吃了三碗饭，被母亲笑得合不拢嘴。父亲夹了一筷子鲈鱼，嚼了嚼，看着母亲。

“这鱼比我们那边的好吃。”

“水不一样。”母亲说，“这边的鱼是活杀的。”

“我说味道。”

母亲白了他一眼，但嘴角翘着。周砚成趁机说：“妈，您以后每年都来。来了就住几个月，想买菜买菜，想烧饭烧饭。”

母亲看了看父亲。父亲埋头吃饭，没接话，但也没反对。

下午，周砚成去公司处理事情。我带父母去逛河坊街。父亲对那些卖丝绸和扇子的店不感兴趣，倒是在胡庆余堂门口站了很久。他看着那些药柜和铜像，问我：“这是老字号？”

“清朝的。跟同仁堂齐名。”

父亲点点头，进去转了一圈，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包甘草山楂。母亲笑他：“你买这个干什么？”

“给你吃的。你不是老说胃胀？”

母亲愣了一下，接过去，没再说话。

傍晚的时候，我们走到西湖边。夕阳把湖面染成金色，断桥上人头攒动。父亲站在湖边，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忽然说：“你结婚的时候，我们没来。”

“太远了。”我说，“而且那时候奶奶刚走，你们也走不开。”

“借口。”父亲说，“就是不想来。”

我看着他。他的侧脸被夕阳照得发红，皱纹一道一道的，像刀刻的。

“爸，我不怪你们。”

“我怪我自己。”父亲说，“你妈老说，女儿嫁人，连个婚礼都没参加。她嘴上不说，心里难受。有一回她喝多了，哭着跟我说，不知道你穿白纱是什么样子。”

我低下头。婚礼那天，我穿着白纱站在台上，司仪问有没有女方家长，周砚成外婆颤巍巍地站起来，说“我算半个”。宾客都笑了，我也笑了，但笑得想哭。

“我拍了照片。”我说，“回去给你们看。”

“看了。”父亲说，“相册里那张，你穿白纱的。你妈看了一晚上。”

我伸手挽住父亲的胳膊。这一次他没有僵住，反而把我的手夹紧了。

“以后每年都来。”他说，“你妈说了，趁还走得动，多来几趟。等走不动了，就你回去了。”

“好。我每年都回去。”

“你说的。”

“我说的。”

那天晚上，周砚成回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把那包甘草山楂拆了，和母亲坐在沙发上一边吃一边看《白蛇传》。电视里许仙和白娘子在断桥上重逢，母亲看得抹眼泪。父亲在旁边给她递纸巾。

周砚成走过去，在单人沙发上坐下。父亲看了他一眼。

“公司忙？”

“有点。明天有个会。”

“忙你的。我们明天自己去逛。”父亲说，“你妈导航都会用了。”

周砚成笑了笑：“爸，明天我安排好了。我爸妈想请你们吃个饭。”

父亲的手顿了一下。“你爸妈？”

“嗯。他们明天从滨江过来，在楼外楼订了包厢。”

父亲把山楂核吐出来，放在纸巾上。母亲也转过头来。

“应该的。”母亲说，“我们来这么多天，该见见亲家。”

“我妈说想跟妈学学怎么做凤梨酥。”周砚成说。

母亲眼睛亮了。“你妈喜欢吃凤梨酥？”

“她以前去台湾旅游吃过一次，一直念念不忘。”

“那我明天带材料过去。”母亲站起来就往厨房走，“我看看面粉够不够。”

父亲看着母亲风风火火的身影，摇了摇头，对周砚成说：“你妈这是给你婆婆下套呢。她做凤梨酥，能把你家厨房炸了。”

周砚成笑出声：“爸，炸了再收拾。没事。”

父亲也笑了。那是我七年来，第一次看见父亲笑得这么放松。他的笑纹从眼角漫开，像湖面的涟漪。

第五章

第五天中午，楼外楼二楼包厢。周砚成的父母早到了十分钟。周砚成的母亲周静仪穿一件墨绿色真丝连衣裙，头发盘得一丝不乱，脖子上一条珍珠项链。父亲周远山穿浅灰衬衫，戴一副金丝眼镜，正站在窗边看西湖。

我们推门进去的时候，周静仪迎上来，先拉住母亲的手。

“亲家母，总算把你们盼来了。”

母亲有点局促，笑着点头：“亲家母好。这是我们家老许。”

“许大哥。”周远山走过来，伸出手。父亲握了一下，点了点头。

“坐坐坐。”周静仪张罗着，“点了龙井虾仁、东坡肉、叫花鸡，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口味。”

“都好都好。”母亲说。

落座之后，周静仪给母亲倒茶。“砚成老说，妈做的凤梨酥比外面卖的好吃。今天我可要好好学学。”

母亲从包里掏出一个保鲜盒。“先做了几个，你尝尝。”

周静仪打开盒子，拿了一块咬了一口，眼睛瞪圆了。“天哪，比我在台北买的还好吃。亲家母，你这个酥皮怎么这么酥？”

母亲笑起来，开始讲低筋面粉和高筋面粉的比例。两个女人凑在一起，越聊越热络。周远山给父亲斟酒。

“许大哥，听砚成说，你是做园林绿化的？”

“做了三十多年。”父亲端起酒杯，“现在退休了，在家种菜。”

“巧了。我退休前在城建局，也管过绿化。”

父亲看了他一眼。“那你是管人的，我是干活的。”

周远山笑了。“一样一样。树长得好不好，得看干活的人用不用心。管人的只会签字。”

父亲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两个人开始聊树种，从樟树聊到桂花，从台湾的相思树聊到杭州的银杏。周砚成在旁边给我夹菜，低声说：“你看，他们比我们聊得好。”

我笑着点头。窗外西湖上，一艘画舫缓缓驶过，船上的游客举着手机拍照。

吃到一半，周静仪忽然对母亲说：“亲家母，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

母亲放下筷子。

“当年砚成要娶小许，我是反对的。”周静仪说，“我想着，娶个台湾姑娘，隔那么远，将来走动多不方便。而且小许一个人在这边，没有娘家帮衬，我怕她受委屈。”

母亲的表情僵了一下。周砚成也停下了筷子。

“但是后来我想通了。”周静仪继续说，“砚成喜欢她。而且小许这孩子，我是越看越喜欢。她刚来那年，什么都不懂，听不懂杭州话，吃不来醉蟹，但是从来不抱怨。跟着我学包粽子、做酱鸭、腌咸菜，一样一样学。现在她做的酱鸭，比我做的还好。”

母亲的眼圈红了。

“亲家母，你放心。”周静仪握住母亲的手，“小许在这边，就是我的女儿。砚成要是欺负她，我第一个不答应。”

母亲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谢谢你。”她说，“谢谢你们照顾她。”

父亲在旁边一声不吭，但端着酒杯的手停了很久。

那天下午，两个母亲真的在厨房里做起了凤梨酥。父亲和周远山在阳台上下棋。周砚成被公司电话叫走了，临走前看了我一眼，我朝他点点头。

我一个人站在客厅里，看着厨房里母亲和周静仪并肩站在料理台前，一个揉面一个包馅，笑声一阵一阵传出来。阳台上，父亲和周远山为了一个棋子争得面红耳赤。窗外西湖的荷花开了，粉的白的，一池锦绣。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杭州和台北之间的距离，好像没有那么远了。

第六章

第六天，周砚成安排去千岛湖。一大早，两辆车出发。周远山和周静仪一辆，我们和父母一辆。父亲坐在副驾，看周砚成开车。

“你开得稳。”父亲评价。

“爸教得好。”周砚成说。

“谁教你的？”

“驾校。”

父亲笑了一声。“驾校教不出好司机。你爸妈教的？”

“我爸教的。我妈不敢教。”

父亲点点头。“你爸开车我看了，稳。老司机。”

千岛湖在淳安，离杭州两个多小时。高速两边是连绵的青山，山脚下散落着白墙黛瓦的村子。父亲一路都在看窗外，偶尔掏出手机拍一张。

“这山比我们那边的秀气。”他说，“我们那边的山，都是石头。”

“阿里山也是石头？”

“阿里山不一样。阿里山有树，神木。这边山上的树密。”

到了千岛湖，坐上观光船。湖水碧绿，像一块巨大的翡翠。母亲站在甲板上，风吹起她的碎花衬衫。她扶着栏杆，对着那些星罗棋布的小岛看了很久。

“真好看。”她说。

父亲站在她旁边，没说话，但他的手搭在母亲肩上。那个动作很自然，好像做了几十年。我站在他们身后，忽然想起小时候，他们也这样站在垦丁的海边。那时候父亲的手搭在母亲肩上，母亲的手牵着我。

“妈，我给你拍照。”我举起手机。

母亲立刻站直了，理了理头发，笑得端庄。父亲在旁边撇嘴：“假正经。”

母亲瞪他：“你懂什么。”

我按下快门。照片里，母亲笑得温柔，父亲站在她旁边，微微侧头看她，嘴角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笑。身后是千岛湖的青山绿水，阳光正好。

午饭在船上吃，千岛湖的有机鱼头。父亲喝了两杯啤酒，话多起来。他给周远山讲台湾的夜市，从士林讲到饶河，从蚵仔煎讲到胡椒饼。周远山听得认真，时不时问一句。

“那个大肠包小肠，好吃吗？”

“好吃。”父亲说，“下次你们来台湾，我带你们去。”

周远山看了看周静仪。周静仪笑着说：“好啊。我们还没去过台湾呢。”

母亲接话：“来啊，住我家。我家有三间空房。”

父亲看了母亲一眼，没反驳。母亲这句话，等于把过去的疙瘩解开了一半。

下午回程的路上，父亲在后座睡着了。他靠着车窗，嘴微微张着，打起了小呼噜。母亲拿了一件外套给他盖上，动作很轻。周砚成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一度。

“砚成。”母亲小声说。

“嗯，妈。”

“你爸那个脾气，你多担待。他不是针对你。”

“我知道，妈。”

“他其实喜欢你。”母亲说，“他昨天晚上跟我说，这个女婿，行。”

周砚成的手在方向盘上紧了紧。我看着他的侧脸，他的眼眶有点红。

“妈，谢谢您。”

“谢什么。”母亲靠回椅背，“一家人。”

第七章

第七天，周砚成上班去了。我带父母去逛运河。拱宸桥边上的老街区，白墙黑瓦，石板路弯弯曲曲。父亲对那些老房子很感兴趣，每一间都要探头看看。

“这个墙，是夯土的？”

“应该是。翻修过的。”

“老底子怎么不拆？”

“保护起来了。这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

父亲站在拱宸桥上，看着运河里来来往往的货船。那些船吃水很深，满载着砂石和集装箱。他看了很久。

“这条河，通到北京？”

“对。一千多公里。”

“古人怎么挖的？”

“隋朝开始挖，挖了好几百年。”

父亲摇摇头。“了不起。”

下桥的时候，遇到一个卖糖画的老头。母亲停下来看，老头用勺子舀一勺麦芽糖，在石板上龙飞凤舞，几笔就画出一条龙。母亲挑了一条龙，举着糖画在太阳底下看。

“我小时候，台湾也有这个。”她说，“后来就看不到了。”

父亲买了一条蛇，咬了一口。“太甜。”他说，但还是吃完了。

中午在运河边的小馆子吃面。父亲点了一碗片儿川，母亲点了一碗虾爆鳝。面端上来，父亲尝了一口，放下筷子。

“这个面，比台北的好吃。”

“你什么都说这边好。”母亲说，“你以前不是说台湾什么都好吗？”

“以前是以前。”父亲夹了一筷子面，“以前没来过。”

母亲看着他，忽然笑了。“你这个人。”

“我怎么了？”

“没什么。”母亲低头吃面，“就是觉得你变了。”

父亲哼了一声，继续吃面。我坐在对面，看着他们俩，忽然觉得这七年好像一场很长的梦。梦醒了，他们还在。

下午回到家，父亲在阳台上打电话。我端茶过去的时候，听见他在跟台湾的朋友说：“这边啊，好得很。你猜我在哪？杭州。西湖边上。对，来看女儿。女婿？女婿好。有房有车，有正经工作。对我女儿也好。你放心，我在这边吃得好睡得好。”

他挂了电话，看见我站在门口，有点不好意思。

“跟老陈打的。他老问我。”

“陈叔叔还好吗？”

“好。他让我带点龙井回去。”

“家里有。砚成买了半斤明前龙井，给你带回去。”

父亲点点头，端起茶喝了一口。阳台上的茉莉又开了几朵，香气混着茶香，在傍晚的空气里慢慢散开。

“爸。”

“嗯。”

“你们能不能多住几天？”

父亲看了我一眼。“机票订了。下周三。”

“改签呗。”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你妈想家了。家里的番茄没人浇水。”

“我帮你们浇。”

父亲笑了。他很少笑，但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一朵菊花。

“再说吧。”他把茶杯放下，“你妈要是同意，我没意见。”

我知道这已经是父亲最大的让步。

第八章

第八天，周砚成请了假，带我们去西溪湿地。坐摇橹船进去，两边是密密的水杉和芦苇，水面上浮着睡莲。船娘摇着橹，哼着越剧。母亲听得入神，问船娘唱的什么。

“《梁山伯与祝英台》。”船娘说，“十八相送。”

“好听。”母亲说，“比我们那边的歌仔戏还软。”

父亲坐在船头，闭着眼睛晒太阳。阳光穿过水杉的枝叶，在他脸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我看着他，忽然发现他的白头发在阳光下几乎全白了。

“爸，你头发什么时候白的？”

父亲睁开一只眼。“早就白了。你结婚那年就白了。”

“骗人。”

“没骗你。你走了以后，你妈天天哭，我愁的。”

母亲在旁边拍了他一下。“胡说什么。”

父亲坐起来，揉了揉脸。“真的。那时候想，女儿嫁那么远，以后被人欺负了怎么办。现在放心了。”

周砚成从船尾探过头来。“爸，您放心。我舍不得欺负她。”

“你舍不得。”父亲哼了一声，“你倒是敢。”

船拐进一条窄窄的水道，两边芦苇比人还高。风一吹，沙沙地响。母亲伸手去够芦苇叶，够不着。周砚成站起来，帮她折了一根。母亲拿着芦苇叶，编了一只蚂蚱。

“你还会这个？”周砚成惊讶。

“小时候学的。”母亲把蚂蚱递给他，“给你。”

周砚成接过蚂蚱，小心地放进衬衫口袋。父亲在旁边看着，嘴角弯了弯。

中午在湿地里的农家乐吃饭。院子里种着一棵大柿子树，青柿子挂满枝头。父亲站在树下看了半天。

“这柿子品种好。”他说，“果形正。”

“爸，您连柿子都懂？”

“园林绿化，什么树都要懂一点。”父亲背着手，绕着树走了一圈，“这树至少三十年。管理得好，没有病枝。”

农家乐的老板出来，听父亲在说柿子树，凑过来聊。两个人从柿子树聊到枇杷，从枇杷聊到杨梅。老板听说父亲从台湾来，非要送他一筐自家种的杨梅。

父亲推辞不过，收下了。回去的路上，他抱着那筐杨梅，一颗一颗地吃。

“甜。”他说，“比我们那边的甜。”

母亲笑他：“你以前不是说台湾的杨梅最好吃？”

“台湾的也好吃。”父亲嘴硬，“这个也好吃。不冲突。”

第九章

第九天，母亲提出要去灵隐寺还愿。她说来的时候在台湾的庙里许了愿，现在到了灵隐，要跟这边的菩萨说一声。

父亲陪她去的。我本来想跟着，母亲不让。她说：“我跟你爸说说话。”

他们中午才回来。母亲眼睛红红的，父亲倒是神色如常。我不好问，只是端了茶过去。父亲接过去，喝了一口。

“你妈跟菩萨说了很多话。”父亲忽然说，“我没听清。但最后一句我听见了。”

“什么？”

“她说，谢谢菩萨，女儿过得好。”

父亲把茶杯放下，站起来往卧室走。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你妈还许了个愿。说希望明年抱外孙。”

我脸一下子红了。父亲没回头，挥挥手进了屋。

那天下午，周砚成回来得早。母亲在厨房腌笃鲜，周砚成在旁边打下手。我站在门口，听见母亲小声问他：“砚成，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周砚成手里的笋掉进水池。“妈，这个……”

“我不是催你们。”母亲说，“我就是问问。你妈也问过我。”

“在计划。”周砚成捡起笋，“小许身体不太好，想让她先养养。”

母亲点点头。“对。身体要紧。我当年怀她的时候，也是养了两年才怀上。”

周砚成看了母亲一眼。“妈，您放心。我们会好好过的。”

母亲继续切笋。“我知道。我看得出来。”

晚上吃饭的时候，父亲忽然说：“明天去哪？”

“明天去乌镇。”周砚成说，“开车一个半小时。”

“乌镇。”父亲重复了一遍，“就是那个互联网大会的乌镇？”

“对。”

父亲点点头。“去看看。”

第十章

第十天，乌镇。六月末的江南古镇，游人如织。父亲走在青石板路上，两边是木结构的临水民居，窗台上摆着花，屋檐下挂着红灯笼。他走得很慢，每一家店都要看。

母亲在西市河边停下来，看着河对岸的戏台。戏台上正在唱桐乡花鼓戏，一个旦角甩着水袖，唱腔软糯。母亲听了一会儿，转头问我：“唱的什么？”

“《庵堂相会》。”

“也是爱情故事？”

“对。”

母亲笑了笑。“这边的戏，都是爱情故事。”

父亲从一家卖蓝印花布的店里出来，手里拿着一块方巾。“给你妈买的。她年轻时候就喜欢这种花样。”

母亲接过去，看了看，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是折好放进包里。但我看见她放的时候动作很轻。

中午在河边吃饭。父亲点了三白酒，喝了一口就皱眉。“太烈。”

“乌镇三白酒，后劲大。”周砚成说。

父亲把酒杯推开，不再喝。他看着河面，忽然说：“我跟你妈结婚的时候，是在台中老家摆的酒。那时候穷，只摆了五桌。你妈穿了一件红裙子，头发盘得高高的。我看着她从门口走进来，心里想，这辈子就她了。”

母亲低着头，用筷子拨弄碗里的菜。

“后来生了小许。”父亲继续说，“我抱着她，觉得这辈子圆满了。再后来她嫁那么远，我觉得心里空了一块。现在看着你们，那块又补上了。”

周砚成坐直了身体。“爸，我不会让您再空一块。”

父亲摆摆手。“不用保证。看行动。”

那天下午，我们坐在乌镇的石桥上看日落。父亲和母亲并肩坐着，影子被夕阳拉得长长的。周砚成站在我身边，轻轻握住我的手。

“你爸今天话多。”他说。

“他高兴。”

“我知道。”

太阳一点一点沉下去，把河水染成橘红色。远处的白墙黑瓦被镀上一层金边。父亲忽然转过头来，看着我和周砚成。

“明年。你们回台湾。”他说，“机票我帮你们订。”

周砚成点头。“好。”

“住家里。房间给你留着。”父亲看着我，“你妈把你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你小时候的奖状都贴回去了。”

我眼眶一热。“好。”

父亲把目光移开，看着远方的落日。“走吧。回去了。”

第十一章

第十一天，父母开始收拾行李。母亲把买的东西一样一样往箱子里塞。龙井茶、丝绸围巾、藕粉、桂花糖、一把王星记的扇子。箱子塞得满满的，拉链差点拉不上。

“你少买点。”父亲说。

“都是给亲戚带的。”母亲又塞进去一包笋干，“你懂什么。”

父亲摇摇头，走到阳台上去看他的多肉。这十几天，他把那几盆多肉重新换了土，修剪了根，现在长得胖嘟嘟的。他蹲在那里，一盆一盆地看。

“爸，这些你带走？”我问。

“带不了。”父亲站起来，“你留着养。记住我说的，控水，多晒太阳。”

“我记不住。”

父亲看了我一眼。“记不住也要记。”

那天晚上，周砚成在楼外楼订了送行宴。这次只有我们四个。父亲点了西湖醋鱼、龙井虾仁、宋嫂鱼羹。他吃得很慢，每一道菜都仔细尝。

“这边的菜，清淡。”他说，“适合你妈。”

母亲说：“你回去又要嫌我烧的菜没味道。”

“不会。”父亲夹了一筷子鱼，“回去我烧。”

母亲愣了一下。“你烧？”

“嗯。我在网上看了教程。片儿川我也会做了。”

母亲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你这个人，在台湾种了三十年树，来杭州十几天，学会烧菜了。”

“人老了，学什么都快。”父亲一本正经。

周砚成给父亲斟酒。“爸，明年你们来，我给你们做饭。”

父亲端起酒杯。“你做饭？”

“我学了几个菜。东坡肉、叫花鸡，都会。”

父亲怀疑地看着他。“你会的那些，都是外婆教的？”

“我妈教的。”

父亲点点头。“那应该还行。”

那顿饭吃了很久。窗外的西湖灯火通明，雷峰塔的轮廓在夜色里泛着金光。父亲喝了两杯酒，话比平时多。他讲他年轻时候的事，讲他怎么追母亲，讲他怎么从一个小工做到园林工程师，讲他怎么在台中那块地上种了第一棵桂花树。

“那棵树现在还在。”他说，“二十多年了。每年秋天开满花，香一条街。”

母亲说：“你爸每年秋天都要去看那棵树。站在树下抽一根烟，站半个小时。”

父亲没否认。“树比人长久。”

周砚成说：“爸，我在院子里也种了一棵桂花。去年种的，还没开花。”

父亲看着他。“什么品种？”

“金桂。”

“金桂好。香。”父亲顿了顿，“明年开了，告诉我。”

“好。”

第十二章

第十二天，送机。萧山机场，和来时一样的航站楼，一样的冷气。父亲走在前面，推着行李箱，脚步比来时慢了一些。母亲挽着我的胳膊，一路没说话。

到了安检口，父亲把箱子停下。他转过身，看着周砚成。

“小子，我走了。”

“爸，一路平安。”

父亲伸出手，和周砚成握了握。然后他忽然上前一步，抱了周砚成一下。那个拥抱很短，只有两秒钟。但周砚成整个人都僵了。

“好好待她。”父亲松开手，声音有点哑。

“我会的。”

父亲点点头，转向我。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伸手理了理我额前的碎发。

“明年见。”

“明年见。”

父亲转身走进安检口。母亲跟在他后面，回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挥挥手。我站在栏杆外面，看着他们的背影一点一点变小。父亲走到拐角的时候，忽然停下来，回头朝我挥了挥手。然后他转过身，大步往前走，再没有回头。

周砚成搂住我的肩膀。我把头靠在他肩上，眼泪终于掉下来。

“别哭。”他说，“明年就回去了。”

“我知道。”

“爸妈都高兴。”

“我知道。”

他不再说话，只是搂着我，站在机场的落地窗前。窗外一架飞机腾空而起，银色的机身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很快消失在云层里。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走进父母的房间。床铺得整整齐齐，被子叠成方正的豆腐块。床头柜上放着一封信，是父亲的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信很短。

“小许：我们回去了。你妈让我别写，但我还是写两句。你在这边过得好，我们就放心了。砚成是个好孩子，你要好好跟他过。明年回来，房间给你留着。冰箱里有你妈做的凤梨酥，路上吃。爸。”

我把信折好，放进抽屉。冰箱里果然有一盒凤梨酥，用保鲜盒装着，整整齐齐码了十二块。盒盖上贴了一张便利贴，是母亲的字：“一天一块。吃完了就到家了。”

第十三章

父母回去之后，杭州下了几场雨。七月末的傍晚，我在阳台上给那些多肉浇水。父亲走之前修剪过的那盆乙女心，真的开始上色了，叶尖泛出淡淡的粉。

周砚成从身后走过来，递给我一杯茶。

“爸打电话来了。”

“说什么？”

“说家里那棵桂花树开花了。金桂，香得很。”他顿了顿，“还说让我们明年早点回去。他种了新的番茄品种，让我们尝尝。”

我接过茶，喝了一口。龙井的香气在舌尖散开，带着一点回甘。

“明年春天吧。”我说，“春天回去。”

“好。”

窗外的西湖，晚霞正盛。雷峰塔的灯亮了，远远的一点金光。我把茶杯放下，看着那些多肉，忽然想起父亲蹲在阳台上给它们换土的样子。

“砚成。”

“嗯。”

“谢谢你。”

他走过来，站在我身边。“谢什么。”

“谢谢你对我爸妈好。”

他笑了一声。“他们也是我爸妈。”

我没有再说话。风从西湖那边吹过来，带着荷花的香气。阳台上的茉莉又开了几朵，小小的白花，藏在绿叶里。远处传来隐约的钟声，是净慈寺的晚钟。

我拿起手机，给父亲发了一条微信。

“爸，到了吗？”

过了几分钟，回复来了。

“到了。你妈在收拾东西。凤梨酥吃了吗？”

“吃了。好吃。”

“那就好。明年回来，让你妈再做。”

“好。”

我放下手机。周砚成从背后抱住我，下巴搁在我肩上。

“明年回去，我跟你爸学种树。”

“你会种？”

“不会。但可以学。”

我笑起来。窗外的杭州城华灯初上，万家灯火一盏一盏亮起来。这座城市，曾经那么陌生，现在却是我生活了七年的家。而台湾，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终于也不再是回不去的远方。

父亲说得对。树比人长久。但人比树懂得迁徙。我们从一座岛，迁徙到另一座城，把根扎在新的土壤里，又在心里给旧土留了一个位置。

明年春天，我要回去看那棵桂花树。

看它在台中的风里，开一树金灿灿的花。

然后我要告诉父亲，我在杭州也种了一棵。

两棵树，隔着一道海峡，在同一个月亮下面，一起开花。

那天晚上的电话，是母亲打来的。

我正在厨房收拾碗筷，手机响的时候手上全是洗洁精泡沫。周砚成把手机举到我耳边，我歪着头夹住。

“妈？”

“小许啊。”母亲的声音有点喘，“你爸今天去看了那棵桂花树。”

“秋天还没到呢，开花了？”

“没开。他就是去看看。”母亲顿了一下，“他站在树下，站了很久。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我把手冲干净，拿过手机。“怎么了？”

“没什么。”母亲说，“就是那棵树。他说树杈上有个鸟窝。去年就有了，今年又回来一对鸟。他说那鸟认得他，看见他也不飞。”

我靠在料理台边，听着母亲在电话那头絮絮叨叨。她说父亲最近迷上了拍鸟，每天五点就起来，扛着相机去公园蹲着。她说他拍了一百多张白鹭，挑来挑去只有三张能看。她说他把那些照片洗出来，贴在冰箱门上，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看好几遍。

“他是不是闲得慌。”我说。

“是有点。”母亲压低声音，“我跟你说，他还报了老年大学的摄影班。每周二四上课，背个相机包，像模像样的。”

我笑了。“挺好。”

“好什么呀。他拍的那些照片，全是树啊鸟啊。我让他给我拍一张，他拍出来我只有半个身子在框里。”

“那是构图。”

“什么构图。就是没拍好。”

我笑出声来。周砚成在旁边洗碗，回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弯了弯。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八月的杭州热得像蒸笼，但晚上还有点风。远处的保俶塔亮着灯，细细的一根，戳在深蓝色的天幕上。我忽然想起来，父亲在杭州那几天，每天早上都要站在这个阳台上看塔。

“你看那个塔。”他第一天早上说，“那么细，怎么立住的。”

“底下有山。”

“我知道有山。我是说，那么细的塔，风吹了那么多年，怎么不倒。”

我没回答。父亲也不需要我回答。他只是在自言自语。

现在我想，也许父亲看塔的时候，想的是别的事。比如时间。比如离别。比如一个父亲把女儿嫁到千里之外，那种风吹不动、雨打不散的牵挂。

第十四章

八月中旬，周砚成出差去深圳。我一个人在家，晚上不想做饭，翻冰箱找出一包母亲走之前冻的馄饨。她包了整整两屉，冻得硬邦邦的，用保鲜袋分装好，每一袋上面都用记号笔写了日期和馅料。

“荠菜鲜肉，8月2日。”

“白菜香菇，8月2日。”

我拿出一袋荠菜的，烧了水，下锅。馄饨在锅里翻滚，薄薄的皮透出里面的绿色。我盛了八个，坐在餐桌前吃。咬了一口，是母亲的味道。荠菜剁得很细，拌了香油和一点点姜末，鲜得让人想哭。

吃到一半，手机响了。是父亲发来的照片。照片里是一棵树，满树金黄的桂花，树底下站着一个穿蓝布衫的老头。我放大看了看，是父亲。他仰着头看花，脸上的表情看不清楚，但我知道他在笑。

照片底下附了一行字：“开了。香。”

我回了一个字：“香。”

然后我放下筷子，打开手机相册。翻到父亲在杭州那几天拍的照片。有一张是在灵隐寺，父亲站在飞来峰前，背着手仰头看佛像。有一张是在千岛湖船上，他靠在栏杆上，风吹乱了他的头发。还有一张是在西湖边，他和母亲并肩坐在长椅上，背后是满池荷花。

我把这些照片一张一张看完，然后给父亲回了一条消息。

“爸，明年春天回去。机票订了。”

过了五分钟，回复来了。

“几号？”

“三月二十八。”

“好。我去接你。”

“不用。我打车。”

“我去接你。”父亲重复了一遍。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我打了两个字。

“好吧。”

父亲没有再回复。但我能想象他坐在台中家里的沙发上，看着手机屏幕，嘴角微微翘起来的样子。然后他会站起来，走到日历前，在三月二十八号那天画一个圈。用红笔，画得很用力，把纸都戳出印子来。

第十五章

九月初，周砚成的外婆病了。

外婆八十七岁，一直住在松木场的老房子里。我们搬出来之后，请了一个阿姨照顾她。阿姨打电话来的时候，是凌晨三点。

“老太太发烧，喘不上气。我打了120。”

我和周砚成赶到医院的时候，外婆已经进了急诊。她躺在病床上，瘦得像一片叶子，手上扎着留置针，鼻子里插着氧气管。周砚成走过去，握住她的手。

“外婆，我来了。”

外婆睁开眼，浑浊的眼珠转了转，看见他，嘴唇动了动。

“砚成啊。”她的声音像砂纸，“小许来了没有？”

“来了。在外面。”

“让她进来。”

我走进去，站在床边。外婆伸出手，我握住。她的手很凉，皮肤薄得能看见底下的青筋。

“小许。”她说，“你爸妈走了？”

“走了。上个月。”

“好。”她喘了一口气，“我跟你说个事。”

“您说。”

“那套房子。”她顿了顿，“松木场那套。我写了遗嘱，留给你的。”

我愣住了。周砚成也愣住了。

“外婆，您别……”

“听我说完。”外婆抓紧我的手，“砚成有本事，不缺房子。你一个人从台湾来，没有娘家底子。那套房子给你，我心里踏实。”

我看着周砚成。他眼眶红了，但点了点头。

“外婆，谢谢您。”我说。

“谢什么。”外婆闭上眼睛，“你嫁过来七年，每年过年都来给我包春卷。我那个外孙，连饺子都不会包。”

周砚成在旁边苦笑。“外婆，我会包馄饨。”

“馄饨不算。”外婆说，“春卷才算。”

那天晚上，外婆退了烧，转到了普通病房。我和周砚成坐在病房外面的长椅上，走廊里灯光惨白，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

“你外婆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问。

周砚成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她年轻的时候，也是远嫁。”

“啊？”

“她从绍兴嫁到杭州。那时候没有高铁，坐船要一天一夜。她娘家人来一趟，得提前半个月写信。”他顿了顿，“她说你像她。”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手背上还有外婆握过的温度。

“那套房子，我们不能要。”我说。

“外婆决定了的事，谁都改不了。”周砚成握住我的手，“她是在给你一个家。”

“我有家。”

“她知道。”他说，“但她说，那不一样。”

我没有再说话。走廊尽头，天快亮了。窗外传来鸟叫声，细细碎碎的。我想起父亲在电话里说的那对鸟，每年都回到那棵桂花树上。也许人也一样。不管飞多远，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

第十六章

外婆住院住了十天。出院那天，我和周砚成去接她。她坐在轮椅上，被护士推出来，看见我们，笑了。

“回家。”她说。

“回家。”周砚成蹲下来，给她系好围巾。

回到松木场，外婆坐在客厅里，看着窗台上的多肉。那些多肉是父亲修剪过的，现在长得胖嘟嘟的，叶尖泛着粉。

“这谁弄的？”外婆问。

“我爸妈来的时候，我爸弄的。”我说。

“你爸懂这个？”

“他做了一辈子园林。”

外婆点点头。“难怪。我养了十几年，从来没养这么好过。”

她指着那盆乙女心。“这盆，给我搬到我房间去。我要天天看着。”

我把花盆搬到她房间，放在窗台上。外婆坐在床上，看着那盆多肉，忽然说：“你爸什么时候再来？”

“明年吧。或者我回去。”

“回去好。”外婆说，“你回去看看他们。然后带他们再来。我请他们吃饭。”

“好。”

外婆躺下来，闭上眼睛。“小许啊。”

“嗯。”

“你那个老公，不会说话。但是心好。”

我笑了。“我知道。”

“他小时候，他爸妈忙，是我带的。他七岁就会给我倒洗脚水。倒完水，自己端盆去倒掉，从来不吭声。”外婆睁开一只眼，“这样的男人，靠得住。”

“外婆，您别夸他了。他尾巴要翘上天了。”

外婆笑了一声。“翘就翘。他值得。”

那天晚上，我留在松木场陪外婆。周砚成回滨江加班。我躺在父母住过的那个房间，床单是新换的，但枕头底下还压着父亲写的那封信。我拿出来又看了一遍。信纸折痕处已经磨得发毛了，字迹却清清楚楚。

“明年回来，房间给你留着。”

我把信折好，放回枕头底下。窗外月光照进来，落在窗台上那盆多肉上。粉色的叶尖在月光下像撒了一层霜。

我拿起手机，给父亲发了一条消息。

“爸，外婆把松木场的房子给我了。”

过了十分钟，回复来了。

“她是个明白人。”

又过了五分钟。

“你告诉她，明年我去杭州，给她带冻顶乌龙。”

我笑了。打字。

“她说请你吃饭。”

“好。我带酒。”

我把手机放下，闭上眼睛。月光静静地照着，像一层薄薄的纱。我想起这七年，一个人从台湾来，在这座城市里一点一点扎根。学说话，学做菜，学做人家的妻子和媳妇。一步一步，像那盆多肉，慢慢长出根来。

现在根扎稳了。可以往上长了。

第十七章

十月，桂花开了。

整个杭州城泡在桂花香里。满觉陇的路边，摆满了卖桂花糖和桂花酿的小摊。周砚成开车带我去看，车还没停稳，香气就钻了进来。

“太香了。”我说。

“爸种的那棵，应该也开了。”

我掏出手机，给父亲发了视频通话。响了很久他才接。屏幕里是父亲的脸，背景是那棵桂花树，满树金黄，他站在树下，头发上落了几朵花。

“看见没有。”他把镜头转向树，“开了。比去年开得多。”

“香不香？”

“香。”父亲把手机凑近花枝，“你闻闻。”

我对着屏幕吸了一口气。当然闻不到，但我笑了。

“香。”

父亲把镜头转回来，对着自己的脸。他瘦了一点，但精神很好，眼睛亮亮的。

“你那边桂花也开了？”

“开了。满城都是。”

“好。”父亲说，“桂花这个东西，哪里都能活。只要土对，水对，阳光对。”

我知道他不只是在说桂花。

“爸，我明年三月回去。机票订了。”

“知道了。你妈已经把房间收拾好了。被单都换了新的，是你喜欢的那个碎花。”

“什么碎花？”

“你小时候那个。粉底白花。你妈留了二十年。”

我鼻子一酸。二十年的被单，母亲一直收在柜子里，等我回去。

“爸。”

“嗯。”

“我想你们了。”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把手机拿近，对着镜头笑了笑。

“知道了。”他说，“挂了吧。电话费贵。”

“这是视频，不要钱。”

“那也挂了吧。我要给你妈做饭了。”

他挂了。我握着手机，站在桂花树下，满身都是香气。周砚成走过来，手里拿着两串桂花糖。

“爸说什么？”

“说他想我。”

周砚成看着我，没拆穿我。他只是把桂花糖递给我，然后牵住我的手。

“走吧。回家。”

“嗯。回家。”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封信。手写的，写在信纸上，像父亲那样。

“爸、妈：桂花开了。杭州的桂花，和台中一样香。明年三月回去，我要去看那棵树。然后我要带你们来杭州，看这边的桂花。两边的桂花，开在同一个季节。就像我们，隔着一道海，在同一个月亮下面。女儿。”

我把信折好，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第二天早上，投进了邮筒。

电子邮件太快。有些话，得慢慢走。

第十八章

十一月，天冷了。我把阳台上的多肉搬进室内，放在窗边。外婆那盆乙女心长得最好，叶尖的粉色越来越深，像染了一层胭脂。外婆每天都要看它，有时候坐在窗边一看就是半个小时。

“这盆花好。”她说，“看着它，心里静。”

我坐在她旁边，给她削苹果。外婆的胃口越来越差，只能吃些软烂的东西。我削了半个苹果，切成小块，放在碗里递给她。她吃了两块，就放下了。

“小许。”

“嗯。”

“你跟砚成，要个孩子吧。”

我手里的水果刀停了一下。

“外婆，您别操心这个。”

“我不是催你。”外婆说，“我是想看一眼。”

她看着窗外，眼神很远。“我八十七了。活够了。但我想看一眼你们的孩子。就一眼。”

我握住她的手。“外婆，您能活到一百岁。”

“活那么久干什么。”她笑了，“看着你们好好的，就行了。”

她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很快就睡着了。呼吸很轻，像一片落在地上的叶子。我坐在旁边，看着她的脸。皱纹一道一道的，像树的年轮。

那天晚上，我跟周砚成说：“外婆想抱曾孙。”

他正在看文件，抬起头来，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

“你怎么想？”

他合上文件，走过来坐在我旁边。“你呢？”

“我想好了。”我说，“可以了。”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东西在闪。“真的？”

“真的。房子有了，工作稳了，爸妈也来过了。可以了。”

他把我搂进怀里，搂得很紧。“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愿意。”

我把脸埋在他胸口。他的心跳很稳，一下一下的。窗外风声很大，吹得梧桐树沙沙响。但屋子里很暖。

第十九章

十二月，杭州下了第一场雪。不大，薄薄的一层，落在屋顶和树梢上。我拍了照片发给母亲。她回了一条语音，背景里是父亲的声音：“杭州下雪了？台北还在穿短袖。”

母亲说：“你爸羡慕得很。他说他这辈子还没见过雪。”

“那你们冬天来。”

“冬天太冷了。你爸怕冷。”

“那明年春天来。三月末，可能还有雪。”

母亲在语音那头笑了。“好。我跟他商量。”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雪。雪落在西湖上，无声无息地化了。远处保俶塔的轮廓在白茫茫的天幕里若隐若现。我忽然想起父亲第一次站在这个窗前看塔的样子。他说，那么细的塔，怎么立住的。

现在我知道了。因为它底下有山。山托着塔，塔才能立那么多年。

人也是一样。底下有根，才立得住。

第二十章

春节前，我收到了父亲寄来的包裹。一个大纸箱，沉甸甸的。拆开一看，里面塞得满满的。两包冻顶乌龙，一盒凤梨酥，一罐母亲腌的酱瓜，还有一件毛衣。毛衣是母亲织的，深灰色，领口收得细细的。

箱底还有一封信。父亲的字，一笔一画。

“小许：过年好。毛衣是你妈织的，织了一个月。她说杭州冬天冷，让你穿着。酱瓜是配粥的，你小时候爱吃。凤梨酥是给你婆婆的，上次她打电话来说想吃。茶叶给你公公。你妈说，让你别舍不得吃，吃完了再寄。明年三月见。爸。”

我把毛衣拿出来，套在身上。有点大，但很暖。羊毛的，有点扎，但扎得踏实。我穿着毛衣坐在沙发上，把信读了三遍。然后我给父亲发了一张自拍。

“合身。”

父亲秒回：“你妈说袖子长了。她让你寄回来改。”

“不用。长了好看。”

“随你。”

过了一会儿，又一条。

“新年快乐。”

我回了四个字。

“新年快乐。”

窗外，杭州的夜空绽放着烟花。周砚成在厨房煮饺子，外婆在房间里睡着了。我坐在沙发上，穿着母亲织的毛衣，手里捧着一杯父亲寄来的茶。

这一年，从六月到十二月，从父母来，到父母走，从桂花开到雪花落。我好像重新认识了一遍自己的来处和归处。

三月，很快就要到了。

那棵桂花树，在台中等着我。

而我，带着杭州的桂花香，回去看它。
第二十一章

春节过得简单。我和周砚成在滨江的家里煮了火锅，外婆嫌辣，单独给她煮了一碗鸡汤面。她吃了半碗，又吃了两块凤梨酥，是母亲寄来的那一盒。

“你妈的手艺，真好。”外婆靠在沙发上，摸着肚子，“比外面卖的好。”

“她让我问您，今年三月要不要一起吃饭。”

外婆摇摇头。“三月你们回去。我不凑热闹。”

“那您想吃什么？我让妈做了寄来。”

外婆想了想。“你妈会做那个……那个红红的，软软的，甜甜的。”

“凤梨酥？”

“不是。是那个……糕。”

我想了半天。“萝卜糕？”

“对。萝卜糕。你妈上次来的时候，在厨房做过一次。我吃了三块。”

“好。我让她做了寄来。”

外婆点点头，闭上眼睛。电视里放着春晚的重播，她没看，只是听着声音。窗外远处有人放烟花，闷闷的几声。外婆的呼吸渐渐平稳了，睡着了。

我给她盖了一条毯子，坐在旁边。她的脸在电视的光里忽明忽暗，皱纹很深，但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做什么好梦。

第二十二章

二月，我开始收拾回台湾的行李。说是收拾，其实没什么好带的。几件换洗衣服，给父母买的礼物，还有外婆给父亲准备的冻顶乌龙——外婆特意嘱咐周砚成去买的，说是还父亲上次来杭州没喝到好茶的债。

“你外婆还记得这个？”我问周砚成。

“她什么都记得。”周砚成把茶叶装进箱子，“她说你爸喝了一口她泡的茶，皱了眉头。她记到现在。”

我笑起来。父亲确实皱了眉头。那是他来杭州的第三天，外婆泡了一壶冻顶乌龙给他，他喝了一口，说“火候过了”。外婆当时没说话，但后来跟周砚成嘀咕：“你岳父嘴刁。”

现在她要还他一罐好的。

“这罐是今年新茶。”周砚成说，“外婆托人从鹿谷买的。冻顶山上的，头采。”

“多少钱？”

“你别问。外婆不让说。”

我摇摇头。八十七岁的老太太，记着一泡茶的仇，也记着一泡茶的情。

三月中旬，我开始数日子。日历上三月二十八号那个圈，是周砚成画的。他用红笔画的，圆圆的，规规矩矩。

“你画这么圆干什么？”

“好看。”

“又不是考试。”

他笑了一声。“你爸画的圈肯定不圆。我要比他画得好。”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男人有时候也挺幼稚的。

第二十三章

三月二十八号，早上六点的飞机。我们凌晨三点就起了床。外婆特意早起，坐在客厅里等我们。她穿了一件藏青色的棉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外婆，您怎么不睡？”

“送你们。”她说。

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我们半个月就回来。”

“知道。”她拍拍我的手背，“去吧。飞机不等人。”

周砚成把行李搬到门口，回头看了外婆一眼。“外婆，我们走了。”

外婆点点头。“路上小心。到了打电话。”

我们出了门。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外婆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朝我们摆了摆手。走廊的灯暗暗的，她的身影小小的，但站得很直。

飞机起飞的时候，天还没亮。杭州的灯火在窗外渐渐变小，最后融进一片深蓝色的天幕里。我靠着周砚成的肩膀，闭上眼睛。再睁开的时候，飞机已经在云层上面了。东边的天际线泛着一层薄薄的红。

“快到了。”周砚成说。

我看向窗外。云层下面，隐约能看见一片绿色的陆地。台湾。七年了。我回来了。

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的时候，是上午九点多。天气很好，阳光明晃晃的。我推着行李车走出通道，一眼就看见了父亲。他站在出口最前面，穿一件浅灰色的夹克，头发全白了，但腰板挺得笔直。母亲站在他旁边，踮着脚往里面张望。

我喊了一声“妈”。母亲看见我，整个人都亮了。她快步走过来，一把抱住我，抱得很紧。

“回来了。”她说。

“回来了。”

父亲走过来，站在两步外，看着我们。他没有说话，但眼睛红了。他伸手接过周砚成手里的行李车，推着就往停车场走。

“爸，我来。”周砚成说。

“你跟着就行。”父亲头也不回。

我跟在后面，看着父亲的背影。他走路还是那样，微微前倾，像在赶路。但脚步比去年慢了一些。母亲挽着我的胳膊，一路絮絮叨叨。说家里的桂花树开了，说父亲拍了新的鸟，说隔壁的陈阿姨问了好几遍我什么时候回来。

出了机场，阳光刺眼。父亲把行李装进后备箱，那辆车还是我记忆里的那辆，银灰色的丰田，开了十几年。车身上有些划痕，但擦得很干净。

“上车。”父亲说。

我坐进后座。座椅上铺着竹席，凉凉的。车窗外面，台湾的田野一闪一闪地往后退。槟榔树、稻田、低矮的农舍。一切和记忆里一模一样，但又好像小了一号。大概是杭州的房子太高，路太宽，把记忆里的东西衬小了。

“家里都好吧？”母亲问。

“好。外婆身体也好。”

“你婆婆呢？”

“也好。她让我带了一盒凤梨酥给你。”

母亲笑了。“她还记得我爱吃凤梨酥。”

“她记得。上次你教她做的那个方子，她学会了。现在做得比外面卖的好。”

母亲的眼睛弯起来。父亲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但嘴角动了动。

第二十四章

车子拐进一条窄巷，停在一扇铁门前。铁门上爬满了三角梅，紫红色的花开得正盛。父亲按了一下喇叭，铁门从里面打开。是隔壁陈阿姨来开的门。

“回来了回来了！”陈阿姨嗓门很大，“小许啊，你可算回来了！你妈天天念叨！”

我笑着跟她打招呼。走进院子，那棵桂花树就站在院子中央。比记忆里高了一些，枝干更粗了，满树绿叶，还没开花。但树下多了一样东西。一张石桌，两个石凳。

“你爸弄的。”母亲说，“去年你打电话说三月回来，他就去买了石桌。说等你回来，在树下喝茶。”

我看着父亲。他已经把行李搬进了屋，正在客厅里倒水。

“爸，石桌你搬的？”

“找人搬的。”他说，“我搬不动。”

“花了多少钱？”

“你别管。”他把水杯递给我，“喝茶。”

我接过茶杯，坐在石凳上。三月的台湾，阳光暖暖的，风吹过来带着一点海的味道。桂花树还没开花，但叶子油绿油绿的，在风里轻轻晃。

父亲也坐下来，坐在对面的石凳上。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慢慢喝。母亲在厨房里忙活，传来锅碗碰撞的声音。周砚成在客厅里整理行李。

“爸。”

“嗯。”

“这院子，比我走的时候好看。”

父亲看了看院子。墙角的茉莉，窗台上的兰花，还有那棵桂花树。

“你妈弄的。我负责浇水。”

“那石桌呢？”

“我挑的。”父亲喝了一口茶，“你上次说，杭州人喜欢在院子里喝茶。我想着，你回来也得喝。”

我看着父亲。他低着头喝茶，茶杯挡住了半张脸。但我看见他的耳朵红了。

第二十五章

那天下午，母亲做了一桌子菜。三杯鸡、菜脯蛋、卤肉饭、蚵仔煎。摆满了整张圆桌。父亲开了一瓶金门高粱，给周砚成倒了一杯。

“喝。”他说。

周砚成端起酒杯，和父亲碰了一下。父亲一口干了，周砚成也跟着干了。

“这酒，比黄酒烈。”周砚成咳了一声。

“金门高粱，五十八度。”父亲又倒了一杯，“你上次在杭州请我喝的那个黄酒，太软。像水。”

“那是花雕。要温着喝。”

“我知道。”父亲又碰了一下，“但不如这个。”

周砚成笑了。“爸，您这是主场作战。”

父亲哼了一声。“什么主场客场。喝酒就是喝酒。”

母亲在旁边给周砚成夹菜。“别理他。他今天就高兴。昨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起来看了三回表。”

“你妈胡说。”父亲否认。

“我胡说？”母亲瞪他，“三点钟起来坐在客厅里，你以为我不知道？”

父亲不说话了，低头喝酒。我忍住笑，给周砚成使了个眼色。他心领神会，又给父亲倒了一杯。

“爸，我敬您。谢谢您把女儿嫁给我。”

父亲端着酒杯，看着周砚成。他看了很久。然后他把酒杯放下来。

“我不是嫁女儿。”他说，“我是把女儿交给你。这两个不一样。”

周砚成放下酒杯，坐直了身体。

“嫁女儿，是泼出去的水。交女儿，是托付。”父亲看着周砚成，“我托付给你。你接住了。”

周砚成站起来，鞠了一躬。“爸，我接住了。”

父亲点点头。他的眼圈红了，但他忍住了。他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然后他夹了一块三杯鸡，放进周砚成碗里。

“吃。”

周砚成坐下来，吃了那块鸡。母亲在旁边擦眼泪。我低下头，扒了两口饭。米饭很香，是台湾的蓬莱米。和杭州的米不一样，更黏，更甜。

第二十六章

晚上，我住在原来的房间。床单是那条粉底白花的，洗得发软了，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母亲说，这条床单她每年春天拿出来洗一次，晒干，再收起来。

“等你回来用。”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几道细纹，是我小时候就有的。窗外的桂花树在风里沙沙响，影子映在窗帘上，一晃一晃的。

周砚成在旁边睡着了。他今天喝了不少酒，沾枕头就着。我侧过身看着他。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落在他脸上。他睡得很沉，呼吸均匀。

我轻轻地下了床，走到客厅。客厅里没人，电视关着。只有厨房的灯还亮着。我走过去，看见父亲坐在厨房的小凳子上，面前放着一碗什么东西，正低头吃着。

“爸。”

他抬起头。是萝卜糕。母亲煎的，两面金黄。他面前还有一碟酱油膏。

“饿了？”我问。

“晚饭没吃饱。”他含糊地说，“光喝酒了。”

我坐下来，拿了一双筷子，夹了一块萝卜糕。咬了一口，外脆里糯，有萝卜丝和虾米的香气。

“妈做的萝卜糕真好吃。”

父亲点点头，继续吃。两个人坐在厨房里，谁也没说话。只有筷子碰碗的声响。窗外有夜鸟在叫，一声一声的。

“爸。”

“嗯。”

“明年你们还来杭州吗？”

父亲嚼完嘴里的萝卜糕。“来。”

“外婆说要请你吃饭。”

“你外婆做的饭，我吃过。”父亲顿了顿，“还行。”

“她专门给你买了冻顶乌龙。鹿谷的，头采。”

父亲停下筷子，看了我一眼。“她记仇？”

“她记情。”

父亲低下头，继续吃。吃完了最后一块，他把碗推到一边。

“你跟她说，不用买那么贵的。我喝什么都行。”

“你自己跟她说。三月我们去杭州，你当面跟她说。”

父亲点点头。“好。”

他站起来，把碗放进水槽。转身的时候，他伸手在我头上拍了拍，像小时候那样。

“去睡吧。不早了。”

我站起来。走到厨房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站在水槽前，背对着我，正在洗碗。水流哗哗的，他的肩膀微微弓着。厨房的灯照在他头发上，白得刺眼。

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周砚成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伸手搂住我。

“去哪了？”

“厨房。跟爸聊天。”

“嗯。”他把脸埋在我头发里，“聊什么了？”

“聊茶叶。”

他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着了。我闭上眼睛。窗外桂花树的影子还在晃。明天，父亲说要带我们去看那棵他种了二十多年的桂花树。就是那棵长在台中老家的树。

第二十七章

那棵树在台中郊区。父亲退休前，最后负责的一个绿化项目就在那边。项目做完了，他自己掏钱买了一棵桂花树苗，种在项目旁边的空地上。

“公家的地？”我问。

“私人老板的地。我认识他。他说随便种。”

树就在一片厂房和稻田之间。二十多年了，长得很高，树冠撑开一大片。枝繁叶茂，树干有我腰那么粗。树下落了一地叶子，厚厚的一层，踩上去软软的。

父亲站在树下，仰头看。阳光透过叶缝洒下来，在他脸上落下一片碎光。

“这树，比院子里那棵大多了。”我说。

“院子里的那棵是后来种的。这棵是母树。”父亲伸手摸了摸树干，“我每年秋天都来。看它开花。”

周砚成站在旁边，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父亲看了他一眼，没阻止。

“你拍吧。”他说，“回头给杭州那棵看看。让它知道，它的老家在台湾。”

我笑了。“树又看不见。”

“看不见也知道。”父亲坚持，“树有灵。”

那天下午，我们在树下坐了很久。父亲带了一壶茶，几个杯子，一包花生。三个人坐在树荫里，喝茶，吃花生，听风吹过树梢。远处有狗在叫，有拖拉机在响，有小孩的笑声传过来。

“爸。”周砚成忽然开口，“我有个想法。”

“说。”

“我想在杭州也种一棵桂花。就种在我们小区院子里。等它长大了，每年秋天开花。到时候我拍照片发给您。”

父亲看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他点点头。

“种金桂。金桂香。”

“好。金桂。”

父亲端起茶杯，碰了一下周砚成的杯子。

“这棵树，以后交给你了。”他说。

周砚成愣了一下。“交给我？”

“我老了。以后来不了的时候，你帮我来看它。”父亲喝了一口茶，“浇浇水，剪剪枝。秋天拍张照片发给我。”

“爸，您还年轻。”

“年轻什么。”父亲摆摆手，“七十三了。树能活几百年，我活不了。但树在，就等于我在。”

周砚成端着茶杯，看着父亲。他的眼眶有点红，但他忍住了。他点点头。

“爸，您放心。树在，人在。”

父亲笑了笑。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得那么轻，那么松。像风穿过桂花树的叶子，沙沙响了一声，就散了。

第二十八章

在台湾待了十二天。第十二天早上，母亲五点就起来了。我听见她在厨房里忙活，锅碗瓢盆叮叮当当。等我起来的时候，桌上已经摆了一碗面线。面线上卧着一个荷包蛋，旁边放着一根红肠。

“生日面？”我问。

“你今天生日。”母亲说，“自己都忘了吧。”

我确实忘了。三月二十八号回来，四月九号走。今天四月八号，我的生日。

“生日快乐。”母亲把筷子递给我。

父亲从房间里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盒子。红色的，用缎带扎着。

“什么东西？”

“打开看。”

我拆开缎带。盒子里是一条金项链，坠子是一个小小的桂花形状，花瓣上刻着细细的纹路。

“你爸挑的。”母亲说，“去年就开始挑了。挑了好几家，最后选了这家。”

我摸着那个坠子。“爸，这得多少钱。”

“你别管。”父亲坐下来，“戴就完了。”

我把项链戴上。坠子贴在锁骨上，凉凉的，又慢慢变暖。母亲看着我，眼睛亮亮的。

“好看。”

周砚成从房间里出来，看见我脖子上的项链，愣了一下。“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我生日。”

“啊。”他拍了拍脑袋，“对不起。我忘了。”

“没事。”我说，“我也忘了。”

“礼物我补。”

父亲在旁边哼了一声。“你补什么。我送过了。”

周砚成笑了。“爸，您送您的。我送我的。”

父亲摆摆手。“随你。”

那天中午，母亲做了满满一桌。叔叔阿姨来了几个，院子里摆了两张圆桌。桂花树还没开花，但三角梅开得热烈，紫红色的花爬满了墙。父亲和周砚成给客人倒酒，母亲在厨房里进进出出。

我站在桂花树下，看着院子里的人。叔叔在笑，阿姨在聊天，父亲举着酒杯跟人碰杯，周砚成在旁边给人倒茶。母亲端着一盘菜从厨房出来，看见我站着，朝我喊了一声。

“站着干什么？过来吃。”

“来了。”

我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她给我夹了一块三杯鸡，又夹了一块萝卜糕。

“多吃点。回杭州就吃不到了。”

“妈，你寄给我。”

“寄过去就不好吃了。”她顿了顿，“所以你要多回来。”

我看着她。她的头发白了一大半，眼角的皱纹像菊花瓣。但她笑起来的时候，和记忆里一模一样。

“我会的。”我说。

第二十九章

回杭州那天，父母送我们到机场。还是桃园机场，还是那个航站楼。但这一次，没有下雨。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暖融融的。

母亲又哭了。她抱着我，抱了很久。然后她松开手，给我理了理衣领。

“走吧。”

父亲站在旁边，把一包冻顶乌龙塞进周砚成的背包侧袋。动作和七年前一模一样，粗鲁得像在塞一袋垃圾。但塞完之后，他拍了拍周砚成的肩膀。

“照顾好她。”

“爸，您放心。”

父亲点点头。他看着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只说了两个字。

“走吧。”

我走进安检口。走到拐角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父亲还站在原地，手举在半空，朝我挥了挥。母亲站在他旁边，靠在他肩上。

我转过身，大步往前走。眼泪掉下来，但我没有回头。因为我知道，只要回头，我就走不了了。

飞机起飞的时候，我靠着周砚成的肩膀。窗外，台湾的海岸线一点一点变小，最后融进一片深蓝色的海面里。我闭上眼睛。手里攥着那条桂花项链，坠子被我攥得发烫。

“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周砚成问。

“明年。”

“好。”

“你种桂花了吗？”

“种了。上周种的。金桂，就在小区院子里。”

我睁开眼睛，看着他。“真的？”

“真的。我妈帮忙挑的树苗。她说要选根系好的，容易活。”

我笑了。飞机穿过云层，阳光从窗外涌进来，亮得刺眼。

“爸知道吗？”

“我发了照片给他。他回了两个字。”

“什么？”

“还行。”

我笑出声来。父亲说得出口的最好的评价，就是“还行”。那是他的“好”，他的“满意”，他的“我为你骄傲”。

我拿出手机，翻到父亲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今天早上发的，凌晨五点。

“一路平安。明年见。”

我打了两个字。

“明年。”

然后我把手机收起来，靠在周砚成肩上，闭上眼睛。飞机往北飞，穿过云层，穿过海峡，穿过那些离别和重逢。

杭州在等着我。台中的桂花树也在等着我。两棵树，隔着一道海，在同一个月亮下面，一起开花。

而我，在这两棵树之间，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