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慧 知名航空撰稿人

2026年10月16日，美国空军和Anduril公司联合宣布，一架F-22A“猛禽”战斗机飞行员于本月早些时候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附近空域，首次从座舱内对一架预生产型YFQ-44A“狂怒”（Fury）协同作战飞机进行了空中战术控制。

此次被命名为“空中战术控制演示”的飞行测试，是F-22与YFQ-44A之间的首次空中指挥试验，也是美国空军CCA（Collaborative Combat Aircraft，协同作战飞机）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重要节点之一。

根据美国空军发布的消息可知，两机各自从爱德华兹基地起飞后于空中会合，随后F-22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通过战术数据链不断向YFQ-44A发送更新的任务计划，并由无人机机载自主软件实时解读并执行，最终完成动态飞行机动和模拟作战任务，整个测试持续数小时，被Anduril公司评价为非常成功。

根据美国空军以往预算文件中写明需要在F-22上加装“平板电脑、线缆及相关材料”以实现无人机控制功能，可分析出F-22目前操控YFA-44A的具体方式，应该是类似于此前操控MQ-20一般，通过触摸屏式平板设备来下达指令。

而对此次演示进行更深层次的技术分析不难发现，所谓F-22与FQ-44A的“协同作战”在当前的实现方式下本质上仍是有人机飞行员在座舱内对无人机进行频繁的干涉和操作，飞行员事实上承担了无人机飞手的职责。

FQ-44A虽然配备了机载自主软件，但其执行的任务仍依赖于F-22飞行员通过数据链发送的更新任务计划与高级战术指令，无人机自身并不具备在动态空战环境中独立探测、独立判断和独立决策的能力，因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层次的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模式。

且从美军披露的演示细节来看，机载自主软件的角色被限定在“解读和执行”层面，决策权完全保留在飞行员手中，这种“指令—执行”的设计本质上还是依靠人类飞行员的模式，而非基于智能自主平台的协作作战能力。

而在空战决策中，决策时间通常以秒乃至毫秒计，且目标截获、威胁评估、武器发射、机动规避等环节高度压缩在极短时间窗口内完成。

因此F-22这种让飞行员在驾驶飞机的同时充当无人机驾驶员的方式，本质上是以牺牲飞行员决策能力为代价换取有人-无人编组的方式，这反而分散了飞行员的决策能力。

飞行员在高压力空战环境下难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有人机本身的态势判断和战术决策中,另一方面，受座舱人机交互界面和数据链延迟限制，飞行员也无暇顾及对无人机的精细化操控，最终导致事倍功半，难以实现预期的协同效能。

更关键的是，F-22飞行员在高速、高威胁的空中环境中，本身就需要处理复杂的飞行控制、态势感知和武器管理系统操作，额外增加对无人机的实时操控任务，会大幅加重飞行员的认知负荷，可能导致飞行员错过关键的战术决策时机。

相比之下，中国空军在主题微电影《梦远》中公布的歼-20与攻击-11隐身无人机的协同作战场景，则体现了更为先进的“半主动分布式”协同作战模式。
“在该模式下，无人机不再是单纯的执行单元，而是具备部分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节点。攻击-11作为高端隐身无人作战平台，能够基于预设任务目标和实时战场态势，自主完成局部战术决策、资源分配和协同打击任务。

同时，“半主动分布式”作战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其系统鲁棒性和作战灵活性。该系统通过分布式指挥架构，降低了单一平台损失对整体作战能力的影响。

即使歼-20有人机被击落，攻击-11无人机仍能基于战场态势，继续执行任务或在局部战术环境中扮演指挥节点的角色，动态分配传感器与火力资源，优化作战效能。

同时，由于无人机具备自主协同能力，一架有人机能够有效指挥多架无人机组成协同编队，实现真正的力量倍增。

但这种先进协同模式依赖于大容量、低延迟、高抗干扰的数据传输网络，以及高度智能化的自主决策系统。它要求无人机能够综合处理来自机载雷达、光电传感器和多源情报数据，在多维战场空间内构建统一的态势图像，并据此作出智能化的战术决策。

而美国空军目前并未测试具备以上能力的无人作战飞机，正因如此，美军才选择了较为成熟的YFQ-44A平台与F-22形成初级的“被动集中式”协同作战模式，以求最快速度形成作战能力。
综上所述，美国空军F-22与YFQ-44A的此次演示虽具技术节点的意义，但仍处于协同作战能力建设的初级阶段，距离真正形成可支持高动态空战的有人-无人协同体系尚有相当差距，后续在人机交互模式和自主控制架构等方面仍需持续大规模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