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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49年,李世民卧病不起,自知时日无多,把太子李治叫到床前,屏退左右说:“有

公元649年,李世民卧病不起,自知时日无多,把太子李治叫到床前,屏退左右说:“有一件事,我始终放心不下,特意做了安排,你一定要按朕说的做,才可稳坐皇位!”

李世民病得挺重了,公元649年那会儿,他知道自己日子快到头了,专门把太子李治叫到身边。

当时屋里就他们爷俩,李世民摆摆手让其他人都出去。

他告诉李治,有一件顶顶重要的事,他老早就安排下了,只要李治老老实实按他说的做,龙椅就能坐得稳稳当当。

这个事得往回倒,倒到二十年前。

公元628年的玄武门,李世民干了件大事,太子李建成被杀,李元吉逃跑时中箭落马也没了命。

从那以后,李世民登基做了皇帝,带着大伙儿把国家管得井井有条,老百姓日子过得挺好,周围国家也服气,这就是历史上说的“贞观之治”。

国泰民安了,当皇帝的自然得琢磨谁来接班。

按老规矩,他先把大儿子李承乾立为太子,请了一堆好老师用心教导,指望着他能接好班。

可这如意算盘后面没打成。

到了李世民晚年,他另一个儿子魏王李泰,仗着老爹特别疼爱自己,起了夺太子的心思。

别的皇子成年都得出京去封地,只有李泰被留在皇帝老子身边,这份宠信让李承乾心里直打鼓。

李承乾害怕啊,担心位子被抢走,脑袋可能都保不住。

实在受不住这煎熬,他在公元663年决定先下手为强,搞兵变。

可惜功夫不到家,很快就被李世民拿下了,关了禁闭,太子的身份也没了。

太子位子空了,李世民得从剩下的儿子里挑一个。

宰相长孙无忌瞅准机会,使劲推荐晋王李治,说他既孝顺又聪明。

旁边的李勣和房玄龄也跟着帮腔。

李世民掂量了一下,觉得既然这几个重臣都看好李治,那扶他上去肯定更稳当些,于是下旨,李治就成了新太子。

为了教好接班人,李世民把李治带在身边,亲自指点他怎么治理国家。

等到李世民觉得自己大限快到了,就有了开头那番嘱咐。

他特意跟李治交代:你身边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帮忙,基本问题不大。

最要紧的是盯紧一个人,这人就是李勣。

“我在位时,他还不敢翻上天;等我走了,你跟他没太多私交,根基也没我深,恐怕有点镇不住这个老狐狸。”

李治一听,心里七上八下,赶紧问那怎么办。

李世民告诉他:“我这就找个由头把他降职外调,看他听话不听话。

他要是识相,肯乖乖离开京城去赴任,等我百年之后,你一上位就立刻把他召回来,封他做宰相。

反过来,要是他支支吾吾拖着不走,或者干脆抗命不遵,那说明他真有二心,不用犹豫,就地解决掉他,绝不能手软留后患!”

李世民跟李勣的关系,一直是挺微妙的。

李勣归顺大唐后,本事太大,李世民费尽心思就想把他收服成自己的铁杆心腹。

可这李勣精得跟狐狸似的,就是不表明站队,就连当年玄武门那么大动静的时候,他也保持中立。

不过话又说回来,李世民心里清楚李勣的能耐,所以国家大事该用他的地方,一点也没含糊过。

李勣何许人也,接到降职调令,马上就回过味来了,这是老皇帝在考验自己的忠诚度呢!

他连行李都顾不上仔细收拾,连滚带爬似的就火速离开了京城,二话没说去叠州上任了。

正所谓“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李勣用实际行动过了李世民设下的这一关。

李治当了皇帝没几天,立马把李勣从叠州那个偏僻地方调回繁华的洛阳,封了重要官职。

李勣也争气,成了唐高宗用来制衡那些老牌重臣的关键力量。

到公元666年和667年,李勣更是在战场上大放异彩,率领唐军打高丽打得对方丢盔弃甲,一年时间就攻克了高丽西边的十六座城池。

高丽军队被打得稀里哗啦,大唐就此在东北设立了稳固的安东都护府。

后来,唐高宗李治自己也生了大病,长期躺着不能理事,打算把他心爱的武昭仪(就是后来的武则天)封为皇后,让她帮着处理政务。

这个想法遭到褚遂良等元老拼了老命反对。

李治挺发愁,悄悄问李勣的意见。

李勣没多说废话,轻描淡写讲了一句:“立皇后是皇帝陛下的家事,陛下自己喜欢就行,跟臣子们有啥关系呢?”

这话就像给李治开了窍,意思明明白白,李勣是站在皇帝这一边的。

李治心领神会,迅速行动,先把反对最激烈的褚遂良贬官赶到了潭州,紧接着就把武则天顺利捧上了皇后宝座。

可褚遂良倒了霉,他前脚刚死,掌了大权的武则天就对他家族展开了凶狠的报复,那场景想想都觉得惨。

另一个元老级人物长孙无忌也好不到哪儿去。

武则天指使人告他图谋造反,连个像样的证据都拿不出,差不多就是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最后被整得发配去了遥远的黔州。

而李勣呢,靠着自己敏锐的眼光,在关键路口选对了方向,加上行事谨慎、做人低调,稳稳当当活到寿终正寝,真算得上是有福气的老江湖。

信息来源:
《旧唐书·太宗本纪》
《新唐书·李勣传》
《资治通鉴·唐纪》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唐代人物评传·李勣篇》
光明日报社历史版专题报道《玄武门之变后的权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