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君强回忆 续

汪兆铭等逃出重庆之后，蒋介石晓得这件事的发展将对他十分不利，但他除了用开除党籍、口诛笔伐之外，别无其他有效措施。左思右想，决定对汪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

林柏生主持的香港《南华日报》自发表汪兆铭的“艳电”之后，汉奸色彩日浓。戴笠亲赴香港，决定以陈璧君、林柏生为打击对象，给汪兆铭汉奸集团以警告。当时英国统治者对香港华人带枪限制极严，军统有人无枪，同时考虑到枪声大，容易引起注意，而使打手不易逃掉，因此决定用斧头，在闹市中砍杀林柏生。林当时尚无自备汽车，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在他漫步皇后大道时，突然被人用斧头在头上砍了两下。林立即倒地，凶手亦终被捕获。幸亏林柏生头上戴着软质薄绒帽，伤口不深，不久治愈。大家说，林以后在汪伪公馆之中大出风头，压倒了褚民谊、陈春圃等人，颇得力于头上这两块伤疤。

军统特务在香港狙击林柏生之后，蒋介石又使出软的一手，派谷氏三兄弟中之最小一个谷正鼎，秘密往河内见汪兆铭，进行游说。蒋介石教谷正鼎对汪说，汪如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旅费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要另搞组织，免得为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对于这一引诱，断然拒绝了。

谷正鼎游说失败，蒋介石切齿痛恨，大动杀机。在这之前，戴笠已奉命亲率特务往河内，从收买法国方面勤务人员入手，对汪兆铭实行严密监视。此时戴笠受命即令河内军统特务，寻机刺汪。当时汪家尚无武装警备，仅有一个巡警看门。三月二十一日，军统特务爬墙潜入汪寓。汪寓是一座小花园洋房，卧室都在楼上。特务连夜窥伺，侦得二楼朝南的一大间，几晚电灯通夜未熄（他们动手之夜倒是电灯熄了），军统特务断定此房必为汪兆铭之卧室。特务登楼，即向该朝南房间冲去，发现正有一胖胖的穿白色睡衣裤的人急起，准备开灯。特务从形影上认为是汪兆铭本人，枪弹速射数十发，即下楼夺门而逃。其实，这朝南大间睡的是曾仲鸣夫妇。曾随汪兆铭到河内后，其妻方君璧从香港赶来会晤。汪兆铭素性虚伪，以为曾方夫妇久未团聚，一定要把自己住的房间让给他们同住，结果曾仲鸣做了替死鬼，方君璧腿部也受了伤。

当夜，汪兆铭住在隔壁房间，原有一会武术的山东大汉赵国庆替他在房门口看守。赵闻声立即避入汪室，连房门也来不及下锁，赵躺在楼板上，头靠着床，以双足抵房门。特务如果破门检视，汪兆铭决难幸免，也许汪伪政权在母腹中即告流产。

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在香港由周佛海、陈公博、林柏生搞起来之后，香港的一些大资产阶级，由钱新之、唐寿民作代表，通过杜月笙把几十万港币，交由高宗武送给汪，作为“献礼”。他们说：汪先生勤劳国事，需款必殷，我们略表微忱，以申敬意，但求严守秘密，以后当再筹献。这是中国大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典型表现。

但是，香港几个大资产阶级的“献礼”，只是杯水车薪，还不够“首义”分子的安家费开支。向日方伸手，成了财委会主要周佛海的中心任务。日本人向来小气，算盘极精，虽然拉你下水当汉奸，却不愿自掏腰包有所破费。彭佐等想出一条妙计，他们知道中国对八国联军各国的庚子赔款，历年由海关在税收内优先支付，如有多余（称为“关余”），照例存在英国汇丰银行；总税务司一直是英国人。北平、上海、广州等地沦于日军后，这笔关余改存日本的正金银行，蒋介石政府无法向其取用，积有相当数额。彭佐说，日本政府为了汪氏树立新政权，愿意把关余交给汪所成立的政府，而在政府未成立以前，由汪方暂向正金银行按月照实际需要借用，作为记账，以后由汪政府与正金银行结算。汪方当然如获至宝，立即同意。大约每月由财委会向正金银行暂行借用港币二百万元左右。汪兆铭集团活动中心转移上海后，即改为每月借法币二至三百万元。最初是由陈春圃代表周佛海去提款的，以后由周的妻杨淑慧以财委会秘书的名义去领钱。每次由思园路到银行取款，还有带枪的日本便衣宪兵押车护送，以免中途被劫。这件事在日方是惠而不费，在汪方则如鱼得水。

一九三八年陈布雷嘱我为高宗武发护照款项时，再三要我严守秘密，并说千万不要向高本人提出他不能答复的问题，因此我只能猜测高的任务，而无法知其活动内容。梅思平突然飞重庆，又匆匆而去，飞机票也是周佛海嘱我代办的，当时我也不知他们搞些什么。据说他们曾共同誓约，在未到国外之前，决不向外人泄露秘密，所以连陈公博也被他们蒙在鼓里。

当年十二月，我被蒋介石下手令说：“罗君强生活浪漫，应予撤职查办。”行政院会议仅通过免职，而并未“查办”。我在汉口认识一个“交际花”孔慧明，后来她要求和我同居，我同意了。同时，在汉口数月，经常和张道藩等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在租界的咖啡馆闲逛，有时有何应钦、陈立夫、陈公博参加，往往在深夜碰着戴笠。以后戴在重庆把这些情况密报蒋介石。蒋对何应钦电话申斥，对陈立夫书面责备，对张道藩当面教育，我因有孔慧明问题，受的处分最重。

周佛海、陶希圣从昆明出国之后，蒋介石严令结束“艺文研究会”，陈布雷嘱我办理交代。我在半个月内把存在香港的外汇资金，将现金账表及一切档案全部交给陈布雷，并向他表示我将遵令远行。陈布雷为了免除自己的责任，对蒋介石说，罗秘书手续完全办清楚了，他想到昆明去看看家眷。蒋“嗯”了一下。陈就对我说，你走好了。但他并未将我的侍从室秘书兼职免去。我就把任军委会秘书处长时特意留存的一张空白军用出差证明书，填上自己的姓名头衔，带在身边，并利用没有交还的侍从室的特别证章和身份证，通过了重庆机场的特务检查，飞向昆明，又通过了老街的海关检查，脱身出国，经河内、海防而达香港。在香港路遇周佛海之妻杨淑慧，约我带妻儿到他家玩。按址前往，杨和老母住在一座半山楼房里。周佛海另住在九龙，行踪甚密。

过了几天，樊仲云找到我住的六国饭店，说周佛海通知他陪我去谈谈。我同樊仲云到就龙道某号，会见了周佛海。他同我谈及他们搞“和运”的经过，并说要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国旗无变更，约我加入。我来回经过思考，以为国民党内阔务，翻云覆雨，变幻无常。蒋介石对自己的部下，造反的人常常取得便宜，跃登高位。我在蒋介石下面搞了十二年，除了当过一年县长外，没有正式捏过印把子，总是当秘书、秘书主任、秘书处长、秘书长，秘来秘去，弄得人头昏脑涨，梦境里还在“等因奉此”。大丈夫何日才能出人头地呢？周佛海这次既然负了重责，向他人伙，冒一冒险，可能搞出一点名堂来。脑子一发昏，就把敌我问题轻轻放下，以为逆取顺守，乘时乘势，有权有势有伙伴，总会找到出路的，我就答应周佛海可以参加。这一次是带着孔慧明同去的，还在周佛海处吃午餐。周说，我们已决请你暂时任行政院秘书，月支生活费四百元。随后，他又从口袋里摸出港币一千元，并说，你先拿去零用吧。

我在香港遇到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陈继庵。过去我在南昌行营任第二厅（政务）第四课课长、兼第二组（财经）副组长及行营办公厅上校秘书时，曾帮过他发行巨额钞票的大忙，而未曾要过他的报酬。他对我甚为感激，交情甚厚。他一见到我即表示关怀我的行止和生活。我因心脏病在香港卧床两个月，他每周必来看我，每来必偷偷放些钞票在我抽屉里，几次流泪劝我莫往上海，莫参加汪兆铭、周佛海集团，保证我家生活，并要向宋子文为我介绍工作（当时宋在香港中国银行及广东银行）。我终于没有听从徐继庄的劝告。我赴上海时，他在轮埠码头上挥泪送别。

到了上海，我终于参加汪兆铭全台汉奸傀儡剧的演出。

林柏生主持的《南华日报》，一向销路不佳，仅靠体育新闻来搞点收入。自当了第一家汉奸报纸之后，香港购人甚多，是为了看汉奸消息而看《南华日报》的。《南华日报》有一个小编辑，浙江人胡兰成，原在内地当过初中老师，是一名托洛斯基派，逃往香港谋生。在汪兆铭发表“艳电”后，他突然大谈汉奸理论，连续发表文章。林柏生就用他的文章充社论，其中《战难和亦不易》一文，极为陈璧君所欣赏，认为他是个人才。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支薪水六十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狠狠地责备了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受此训斥，大为惶恐，马上升胡兰成为主笔，加大薪水，送他上医院医治眼病。由于陈璧君的推荐，汪兆铭也加以青睐，后到上海赐以“中央委员”头衔，在行政院宣传部当次长。

由于胡兰成蜚声广东籍，广东会馆式的宣传部容不了他，他终于和林柏生闹翻了，林把他的职务架空，他遂另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管理文化事务的书记官池田勾结。胡兰成大肆批判汪伪政府的苛政，特别攻击宣传部部长黄菁生，问他真假如何。黄竟因此东西私下拿给宣传部的宣传，写成书面交给池田。池田向林柏生告密，林即诉于汪兆铭，汪大怒，命林处理。林柏生向他自己的那个特务组织“政治局”，把胡兰成秘密禁押起来。和胡兰成的小同乡樊仲云闻讯，认为林柏生做得太过火了，就约同苏成德三人联名致函汪兆铭（苏为该政治局局长，故特意将他拉入），略谓胡兰成身为中委，如有过失可予批评，责令反省悔过，不宜遽以非常手段对付，这将使大家灰心。周佛海、陈公博也说不必因胡的问题而兴起文字狱。汪兆铭与林柏生无法坚持，由胡兰成写一悔过书了事。

胡兰成被释后投奔李士群，李约他任特务报纸《国民新闻》的副社长兼总主笔，胡又秉承李的意旨诋毁周佛海的财经措施。一九四三年年九月李士群死后，胡兰成再向我接近，我乃假以辞色，并予资助。胡曾受池田支持，主编谋略性刊物——《苦竹月刊》。以后应日本人之聘，在汉口任华文《大楚报》社长，得到日本驻武汉“吕”部队参谋人员的同意，发表拥蒋媾和、日军撤退的谋略文章。并公开讲演，从事鼓吹，使陈公博、周佛海为之头疼（其时汪兆铭已死）。抗战胜利后，胡兰成逃匿无踪。

汪兆铭既以傀儡头目自居，一切自不能不请日酋面授机宜。因此，他决定带领伙伴作一次东京之行。一九三九年四月河内发生刺汪案之后，日本军方派出影佐等人去河内，用一艘日本山下汽船会社的“北光丸”货船，把汪兆铭等人秘密运载到上海。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也由香港到上海会合。

五月底，日本侵华军用飞机将汪兆铭一行载往日本，晋日本前内阁总理犬养毅之子犬养健及影佐等人负责护送与迎接。在东京，汪兆铭和日本内阁首相及各大臣秘密会见，密切勾结之具体初步条件，则由周佛海与日方谈判。汪兆铭方面，要求仍以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等作号召，用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的形式组织政府，继承国民党的法统，然后进行对日讲和。几经磋商，日方才勉强同意。日本所希望的是双方及早谈好双方关系条约的基本内容，并及时予以签订。人家勾引汉奸培育傀儡，为的是从条约的文字上和实际上取得战争中所不能取得的权益，一切形式口号是次要的。

汪兆铭、周佛海等东京朝圣回上海后，日方在虹口东体育会路旁边很空旷的地区，找到一所两层楼洋房，略加修理，让汪兆铭居住。因为外围都是日军，没有居民，既便于保护，又便于监视。

七月某日，正是大热天，周佛海派车接我到他住所去（他也住在东体育会路的一所旧房子内），约我一道到汪兆铭住所开所谓干部会议。我约略看一看，大约四十人左右。我由周佛海带去正式见汪。记得当天到会的人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叶蓬、李士群、丁默邨、何炳贤、李圣五、岑德广、赵正平、傅式说、赵尊岳、朱朴、陈春圃、陈昌祖、周隆庠等，其余一些人当时不认识，也就毫无印象了。

开会时，首先由汪兆铭报告进行“和平运动”的经过，并说今天首次和各位干部见面，以后还要继续商谈。当时无人发言，过了一阵子，何炳贤起立发言，大意是反对降日，认为这事毫无保证，必须慎重考虑。汪兆铭当时脸色变得很难看，但未说话，忽然有人提议今天可以散会了，汪点头强作笑容，大家纷纷登车而去。

何炳贤是陈公博两个暗妾何大姑、何三姑的兄弟，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五年陈公博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时，当过该部国际贸易局局长，原为改组派分子。说来可笑，这个反对汪兆铭当汉奸的先生，后来仍然当了汪记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汪伪政府成立后，又历任军委会第三厅（军需）厅长、经理总监部总监和中央银行理事、南京中央军校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权倾一时。抗战胜利后，逃往九龙，真是善于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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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人物精简简历

1. 林柏生（1902—1946）

汪兆铭嫡系心腹、改组派核心，广东信宜人。长期担任汪兆铭机要亲信，擅长舆论宣传。抗战前即追随汪兆铭，是“和平运动”最早发起人之一。

香港时期主持《南华日报》，公开发表汪兆铭艳电，沦为最早公开化的汉奸舆论喉舌。1939年在香港遭军统斧头刺杀未死。汪伪政权成立后，历任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负责人，权势极盛，压过褚民谊、陈春圃等老亲信。

为人跋扈、党同伐异，擅长整肃内部异己。1945年抗战胜利被捕，1946年以汉奸罪处决，是汪伪核心高层中被枪毙的重要人物。

2. 谷正鼎（1903—1974）

国民党嫡系高层，贵州安顺人，“谷氏三兄弟”老三（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纯正黄埔系、国民党中央委员。

政治立场坚决拥蒋、坚决反共、绝不附逆。1939年受蒋介石秘密委派，孤身赴河内游说汪兆铭，以巨款、出国疗养为条件，劝其停止另立伪政权、远离日占区，被汪兆铭断然拒绝。

一生从未附逆，历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党政要职，战后随国民政府迁台，是正统国民党高官、清白无汉奸污点的关键斡旋人。

3. 曾仲鸣（1896—1939）

汪兆铭最贴身、最早期心腹，福建闽侯人，留法出身，与汪兆铭私交极深，长期担任汪的机要秘书、文胆亲信。

全程追随汪兆铭出走河内，是“和平运动”核心元老。1939年河内刺汪案中，因汪兆铭谦让房间给其夫妇团聚，替汪兆铭中弹身亡，成为汪伪集团第一个殉死的核心人物。

他的死亡，彻底断绝了汪兆铭回头的余地，是汪伪彻底倒向日方的关键节点事件。

4. 何炳贤（1901—？）

改组派老人、留美精英，陈公博姻亲。早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属国民党体制内高级技术官僚。

1939年上海汪伪首次干部大会上，唯一公开发言反对降日、质疑和平运动安全性的参会高层，全场无人敢附和，当场让汪兆铭颜面尽失。

但其立场投机圆滑，反对归反对，事后仍加入汪伪，历任军委会军需厅长、经理总监、央行理事、中央军校代校长，身居高位、手握财军实权。抗战胜利后提前潜逃九龙，全身而退，是汪伪集团中最善于自保、进退自如的人物。

5. 胡兰成（1906—1981）

浙江嵊县人，早年小学教员、托派青年，落魄文人。流亡香港时为底层小编辑，穷困潦倒、眼疾缠身。

汪兆铭发表艳电后，主动撰写汉奸理论文章，因文笔突出被陈璧君破格提拔，一路跃升汪伪中委、宣传部次长。

性格反复无常、投机无骨：先依附林柏生，闹翻后投靠李士群，专写文章攻讦周佛海；李士群死后又依附罗君强、日本军方，在武汉主持《大楚报》，鼓吹对日媾和。

抗战胜利后彻底潜逃、未受审判，晚年流亡日本、台湾，以文名掩饰汉奸履历，是近代争议最大的落水文人。

6. 陈春圃（1900—1966）

广东新会人，陈璧君亲侄，汪兆铭家族嫡系、二十年机要秘书，绝对亲信。

全程参与汪兆铭投敌全过程：重庆时期随侍左右、提前赴昆明布置出逃路线、河内香港阶段负责联络高宗武、周佛海，亲历密约谈判内幕。

汪伪建政后，历任六大秘书、中政会副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建设部长、广东省长，是汪伪政权“内廷大管家”，掌握核心机要与财政提款权限。

抗战胜利被捕，以汉奸罪判刑，后病逝狱中，是汪伪最纯粹的家族嫡系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