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俄罗斯以89万美元，将2艘退役航母，低价卖给韩国。不料航母出境检查时，船上的情形竟将众人吓出一身冷汗。

苏联在1991年解体后，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继承了大量军事遗产，包括庞大的海军舰队。这些资产本应成为国家实力的支柱，但现实却是经济崩溃的负担。俄罗斯背负超过1000亿美元的外债，其中对韩国的债务本金达14.7亿美元，加上利息已超20亿美元。军队资金严重短缺，许多舰艇长期停靠在港口，任由锈蚀侵蚀。政府急需缓解财政压力，于是转向武器抵债方式。这种做法在当时成为俄罗斯处理国际债务的常见策略。韩国作为债权国，对俄罗斯的退役航母表现出兴趣，特别是基辅级航母。这种航母是苏联时代的设计，结合了巡洋舰和航母功能，搭载垂直起降飞机和导弹系统。谈判过程从高价起步，每艘报价1.5亿美元，但随着讨论深入，价格大幅下滑，最终两艘明斯克号和新罗西斯克号打包仅售89万美元，还附带120枚导弹和30架舰载机。这笔交易反映出俄罗斯的急迫心态，也暴露了管理层面的松散。
俄罗斯国防部官员梁赞采夫负责申报手续，他在1995年6月向瓦宁口岸提交文件，称航母已清空所有设备，仅剩废弃船体。这种申报本意简化出口程序，但海关副关长尼古拉·斯留金在现场巡视时发现异常。航母吃水深度超出空船标准，引发检查行动。登船后，海关人员发现舰载雷达、通信系统和导弹发射平台仍完整保留。林萌道-2电子战系统、黄蜂-M中程导弹发射器、MP-700多功能雷达等装备未拆除。船舱内还存有数千吨燃油，操作手册置于控制台。反间谍部门评估，这些技术若外流，将泄露苏联军事机密。联邦安全局介入，暂停出境。调查显示，国防部将拆除责任推给太平洋舰队，舰队以资金人力不足为由回推，海军司令部又转回国防部。责任链条在莫斯科中断，无人担责。这种推诿暴露了俄罗斯官僚体系的低效。
基辅级航母的设计源于苏联海军的冷战需求，这种航母全长273米，排水量4万吨，可搭载雅克-38垂直起降战斗机和卡-25反潜直升机。武装包括P-500反舰导弹和AK-630近防炮。明斯克号于1978年服役，新罗西斯克号于1982年服役，两舰在太平洋舰队执行任务。苏联解体后，这些航母迅速退役，因为维护成本高企。俄罗斯经济转型期，军费削减导致舰队规模缩水。卖给韩国的决定部分源于“棕熊-1”协议，这是一个债务重组框架。韩国最初希望从中获取技术启发，但协议限制航母不得用于军事目的，只能作为废钢处理。俄罗斯政府在事件后强制拆除敏感设备，确保去军事化。补充协议强化了这一要求，避免技术扩散风险。这种补救措施虽及时，但凸显了出口管制的漏洞。
韩国接收航母后，将其运至釜山港。拆解计划本为回收金属，但实际费用超出预期三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经济下滑，外汇储备锐减，政府被迫加速处理。新罗西斯克号在浦项拆解，过程涉及切割船体和分离部件，损失达1300万美元。明斯克号于1999年以530万美元转售给中国企业。这笔转手反映了韩国在危机中的无奈选择。中国买家将明斯克号改造为主题公园，2000年在深圳蛇口港开放。公园以航母为主体，展示军事历史，吸引游客参观。运营16年，收入超过10亿元。2016年，航母迁至江苏南通，继续开发项目。这种转变将废旧军舰转为文化资产，体现了商业利用的灵活性。
俄罗斯在债务压力下出售军舰的案例不止这一起。类似交易包括向印度出售戈尔什科夫号航母，后改装为维克拉玛蒂亚号。俄罗斯海军在90年代萎缩，仅剩库兹涅佐夫号作为主力。基辅级其他两艘，基辅号卖给中国成为天津滨海航母主题公园，巴库号（后改名戈尔什科夫）转给印度。卖给韩国的两艘命运曲折，体现了后冷战时期军事资产的再分配。韩国海军当时正现代化，但受协议限制，无法利用航母技术。事件后，俄罗斯加强了军售审查，避免类似疏漏。联邦安全局的介入虽未追究责任，但推动了内部整改。太平洋舰队在后续管理中调整了拆除流程，确保设备彻底移除。
事件中的人物如梁赞采夫和斯留金，代表了行政链条的两端。梁赞采夫的申报失误源于部门协调不力，斯留金的检查则体现了基层警惕性。海军司令部在调查中暴露了资金分配问题，舰队维护预算常年不足。俄罗斯经济在叶利钦时代动荡，通胀高企，军工企业欠薪频发。这种背景下，武器抵债成为权宜之计。韩国作为买家，计算了经济收益，但金融危机打乱计划。转售给中国后，明斯克号的公园模式影响了类似项目，如瓦良格号的改造。中国在90年代末开始关注航母技术，虽未直接从明斯克号获益，但公园提供了科普平台。俄罗斯从中吸取教训，后续军售更注重技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