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后，由韩宗琦负责为其穿寿衣。可当韩宗琦接过卫士们递过来的寿衣后却发怒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拿出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为周总理做新的呢？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行不行？你们这样做对得起总理吗？

那天上午，北京医院的灯光很亮，太平间里更亮。

遗体送来前不久，医护人员按他生前的要求完成了病理解剖，想把病情的规律尽量弄清楚，留给医学一份可用的资料。

韩宗琦站在台前揭开白布时，手一直在抖。

他身高一米七多，体重已经不足六十斤，腹部密密麻麻的手术痕迹一眼就能数出好几层，肋骨在皮下清清楚楚。

解剖后的结果更直观，癌细胞几乎侵到主要脏器里，像把人一点点掏空。

忙完这些，下一步就是整理遗容，更衣，修面，让他在告别前尽量安稳体面。

卫士长张树迎带人从西花厅赶来，手里捧着包裹，说这是邓颖超交代的。

韩宗琦以为会是一套新衣，打开后却看见几件旧衣服。

衬衣洗得发白，领口袖口换过布，有的内衣裤还能看到补过的地方。

外面那套灰色中山装算是最齐整的，一眼也能看出穿了很多年，只在领口袖口做过加固。

他那股火气冲的是心疼。

他和周家是世交晚辈，又是当场负责的人，看到这些旧得发白的衣物，第一反应就是替这位操劳一生的人委屈。

卫士们低着头不说话。

韩宗琦越看越难受，话说得更重，甚至提出自己掏钱也要做新的。

几句解释落下来，真相也跟着落下来。

这不是谁怠慢了，更不是谁不敬。

邓颖超早就定了规矩，不许赶制新寿衣，只穿他平时最爱穿、质量最好的那套旧衣。

西花厅的衣柜翻遍，找不到一件能叫崭新的衣服。

挑来挑去，那套灰色中山装成了最好的选择，里面配的衬衣也只能挑相对体面的一件。

韩宗琦的怒气一下散了。

他没再争，眼泪砸在灰布上，手上动作反而更轻。

那具身体太瘦，衣服穿上去显得空，医护人员只好把衣领整理得更贴，尽量让正面看起来平整。

穿好后，韩宗琦又做了两件很有分量的小事。

他取下了手腕上的手表，摘下了胸前常戴的为人民服务像章，像把一个人几十年的忙碌按下了停止键。

接着是理发修面。

北京饭店的老师傅朱殿华被请来。

他握剃刀一辈子，那天也稳不住，手一直抖。

他曾连着八个月想给总理理发，多次被婉拒，理由总绕不开不耽误你们工作。

这次再见，成了最后一次。

韩宗琦在旁边反复提醒，多打点肥皂，刀口要快，皮肤薄，别刮破。

朱殿华含着泪把胡茬一点点刮净，修剪头发无比的小心细致。

收拾地面时，他趁人不注意，把一缕灰白头发悄悄收起，当作一个普通人能留下的念想。

遗容上妆也起了争执。

按惯例可以多遮一遮，让脸色更红润。

邓颖超的要求很明确，不涂脂抹粉，保留病容，让大家看到他本来的样子。

韩宗琦把胭脂盒放回去，只做了必要的整理，补了点色，遮了遮深陷的眼眶。

躺在那里的人看起来安静，像一个累了一辈子的老人，终于能睡一会。

治丧工作人员随后要挑骨灰盒。

八宝山的陈列里，贵的显得花，便宜的做工又糙。

挑到最后，选了一个样式最普通的，盖子还不太顺手。

理由很朴素，装进去也不会常打开，能用就行。

邓颖超听完只说可以，不必讲究形式。

对亲属的安排也一样从简。

她让外地亲属不要来京奔丧，别给国家添负担，守在岗位上好好工作。

几天后，灵车从医院驶出，长安街上站满自发前来送别的人。

寒风里，许多人只想再看一眼，再送一程。

后来不少人知道，他身上穿的不是新衣，而是那套穿了多年的灰色中山装，里面的衣物还有修补的痕迹。

他在世时不爱排场，走时也不留排场，留下的只有一身清白和共和伟业。

信源：周恩来逝世前后的日子（下）——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