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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6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接受质询，被问到是否参加11月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时，给出了一个颇有余地的回答：“如果得到国会的许可，我就出席。”

这句话看起来是在强调日本国内的程序问题，可放在当前中日关系的背景下，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就在去年11月，高市围绕台湾问题发表错误言论，引发中方严正交涉。

到了今年5月，中国外交部再次明确表示，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高市的错误涉台言论，日方应当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如今，深圳APEC峰会临近，高市究竟会不会来、来了以后能否推动双边关系改善，已经成为两个不同的问题。

参会本是外交惯例

先看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日本首相参加APEC领导人会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参会名单显示，2022年、2023年和2024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岸田文雄、石破茂分别出席了当年的领导人会议；2025年，高市本人也参加了在韩国庆州举行的APEC峰会。

换句话说，参加这类会议本来就是日本首相履行多边外交职责的一部分，并不是一项从未遇到过的特殊任务，再看10月16日的现场。根据《日刊体育》当天的报道，向高市提问的是立宪民主党议员辻元清美。

辻元在追问高市为何缺席10月2日晚举行的七国集团线上领导人会议时，把话题引向了深圳APEC峰会，并提到中方领导人将主持会议，询问高市是否会因为处理对华关系困难而缺席或派代表出席。

高市随后表示，只要得到国会许可，就会出席，并强调自己对于线下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一向会参加。这个问答的背景很重要。高市并不是在一场专门讨论中日关系的新闻发布会上主动宣布赴华计划，而是在被追问外交行程时作出回应。

她的回答既表达了出席意愿，也给决定附加了一个条件。条件性表态与正式确认出席，是两回事。前者可以表达方向，却没有把后续安排完全确定下来。

那么，日本首相出席国际会议，究竟是不是必须获得国会批准？日本宪法第72条规定，首相代表内阁向国会报告一般国务和外交事务；第73条则把处理外交关系列为内阁职权，并对条约缔结涉及的国会批准作出规定。

真正的障碍

如果只盯着高市那句“国会许可”，很容易把整件事理解成日本国内政治程序的问题。可要解释为什么她的参会表态会受到格外关注，就必须把时间线往前拉，看看中日关系究竟走到了哪一步。

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谈及台湾问题时发表了引发争议的言论，将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军事行动与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联系起来。中方对此明确反对，指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也涉及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同年11月1日，中国外交部针对日本领导人，在韩国庆州APEC会议期间与台湾方面人员会面、并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相关内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指出，相关行为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要求日方反思纠错，切实采取措施消除负面影响。

这里存在一个不能绕开的事实：APEC峰会可以为各成员经济体提供交流合作的平台，却不能自动消除成员之间已经存在的政治分歧。高市参加多边会议是一回事，她此前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论是否得到纠正，又是另一回事。两者有关联，却不能混为一谈。

2026年5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再次回应中日关系问题时明确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高市发表错误涉台言论，责任在日方；如果日方真心希望改善关系，就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承诺，撤回错误言论，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这番表态说明，中方对问题的判断一直有清晰的指向，并没有把两国关系的困难归结为一次会议的安排，也没有把能否见面当成唯一标准。日方如果希望改善关系，就不能只强调对话意愿，却回避导致政治分歧的具体问题。

峰会提供的是一个沟通场合，不是一张自动恢复关系的通行证。高市可以表达赴华参会的意愿，日本政府也可以强调希望发展稳定的对华关系，但这些表态本身不能代替实际行动。

如果涉台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即使双方在多边会议期间有接触，也不能据此认定两国关系已经回到正轨。从这个角度看，高市的条件性回答之所以引人关注，正是因为它发生在一个政治分歧尚未解决的时间点。

她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日本国内关于外交行程的质询，还有日本政府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如何回应中方关切的问题。把注意力全部放在国会是否许可上，显然无法回答后面这些更重要的问题。

APEC不是双边关系的遮羞布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说清楚：高市能否参加深圳APEC峰会，和她能否借这个机会与中方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并不是同一件事。

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2026年APEC会议日程，领导人会议安排在11月18日至19日举行，地点为深圳。APEC全年还安排了贸易、能源、财务等多个领域的会议，参与者包括各成员经济体的相关官员。

这些安排说明，APEC不是专门为中日两国举行的双边活动，而是由多个成员经济体共同参与的多边合作机制。日本作为成员经济体，有自身的区域经济利益和外交议程；中国作为东道主，也需要按照会议机制组织相关活动，推动会议正常举行。

因此，判断这件事必须把三个层次分开。第一，高市是否决定赴华参会；第二，中日双方是否安排领导人会晤；第三，双方是否通过实际行动推动双边关系改善。第一个问题有了答案，不代表第二个问题必然有答案；第二个问题即使取得进展，也不意味着第三个问题已经解决。

从历史记录来看，日本首相参加APEC一直具有连续性。2022年至2025年，日本首相均出席了相应年度的领导人会议。这一惯例说明，参会本身符合日本长期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外交安排，却不能证明2026年中日双方已经确定了什么特殊的双边议程。

在我看来，这恰恰是理解本次事件的关键。不能因为中日关系存在分歧，就预先断言中方一定会拒绝高市参会；也不能因为高市表示愿意赴华，就认为两国关系已经出现转机。多边会议需要按照相应机制推进，双边关系则需要双方在政治原则和具体问题上作出努力。

至于高市是否会在深圳受到冷遇、双方会不会安排正式会晤，目前都不能提前下结论。没有正式信息，就不能把猜测写成事实；没有明确的会晤安排，也不能直接认定这是中方有意刁难。

真正有说服力的分析，必须建立在能够核实的官方信息上，而不是靠想象峰会现场可能出现的情景，但这并不意味着高市的表态没有分析价值。恰恰相反，她把出席安排与国会许可联系起来，确实给未来的决定留下了更大的解释空间。

如果她最终出席，可以说是条件得到满足后落实了参会意愿；如果她最终缺席，则需要进一步看官方给出的原因以及实际程序进展。两种结果都不能单凭一句话就被提前定性。

真正要看的

最值得关注的，是看日本政府如何把自己的表态落实到行动上。日本首相官邸是否正式公布赴华行程，中方是否发布有关邀请或双边会晤的官方信息，以及日方是否对涉台争议作出实质回应，这些才是判断后续走向的有效信号。

任何一项变化，都应当结合具体内容和发生时间来分析，不能简单地把参会、会晤或礼宾安排当成关系好转的唯一标志。

高市把国会许可摆在参会承诺之前，客观上确实为后续决定留下了回旋余地，但她能否借深圳APEC推动中日关系改善，最终取决于日方是否正视问题根源。人可以赴会，政治责任却不能靠一次参会绕过去。

峰会提供了沟通机会，却不会自动抹去涉台争议。接下来，高市究竟选择怎样行动，以及日本政府能否拿出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实际举措，才是这场外交考验真正的看点。

信源：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

信源：2025年11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