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阳市中心,有一个地方叫“纪念塔”。如今那里车水马龙,早已不见塔的踪影,但这个地名却像一枚烙印,深深刻在城市记忆里。很多年轻一代不知道,这三个字背后,曾站着超过一万两千个贵州青年。
1941年9月,长沙城外的新墙河,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
第九战区第102师的师长柏辉章,正面临他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
对面的日军第3、第4、第6师团,像潮水一样涌来,兵力是他的数倍。
天上飞机轰炸,地上大炮轰鸣,还有坦克开道。
他手里这支不到一万人的队伍,是清一色的贵州子弟兵。
柏辉章向上级请求支援,得到的回复只有冰冷的四个字:就地坚守。
没有援军,没有退路。他抓起电话,对前线的团长们吼:“阵地就是坟地!谁敢退,军法处置!”
这不是102师第一次打硬仗了。
这支部队的前身是黔军,早年因为装备简陋,士兵中有抽旱烟的,被其他部队戏称为“双枪兵”。
从淞沪会战开始,他们从上海打到南京,从徐州打到武汉,硬仗恶仗没少打。
可因为是地方部队,补给、装备总是排在最后。
但他们用一场场血战,赢得了尊重。
1938年徐州会战,他们在砀山死守,一个团打光了,团长陈蕴瑜战死,全师伤亡过半。
可仗打完了,他们依然是“杂牌军”。
新墙河这一仗,从一开始就注定惨烈。
日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和火力,要一口气砸开这道南下长沙的大门。
102师的阵地,成了风暴眼,306团的防线最先被突破,日军骑兵冲了进来。
关键时刻,柏辉章把师部工兵营顶了上去。
这些平时修工事、架桥梁的工兵,拿起步枪和手榴弹,冲进了血肉横飞的战场。
没有电话,各团之间失去联系。
团长、营长们跳出战壕,和士兵一起射击、投弹、拼刺刀。
他们大多来自贵州的深山,遵义、铜仁、毕节……
很多人参军时,连一双完好的鞋都没有,是赤着脚,翻山越岭走到前线的。
但国难当头,他们知道,身后是家乡,不能再退了。
从硝烟中走出来的人,一个个衣衫破烂,满脸血污。
人数报上来,全场沉默。
出发时上万人的一个师,站在这里的,只有六百多人。
从一万到六百,中间是新墙河的水,和无数母亲再也等不到的儿子。
整个抗战期间,贵州这片贫瘠的土地,送出了超过七十万子弟兵。
102师从走出贵州,到抗战胜利,累计有一万两千多名官兵,把生命留在了异乡。
为了纪念他们,1941年,家乡父老在贵阳市南门外,建起了一座石塔。
塔身呈三棱形,像一把直刺苍穹的刺刀。
每一个名字,都曾是一个活生生的贵州娃。
1952年,因为城市建设,这座纪念塔被拆除了。
但“纪念塔”这个地名,却像种子一样,留在了贵阳人的口语里,留在了公交站牌上,留在了城市的血脉中。
人们说“到纪念塔去”,很少有人再追问塔的来历。
但历史,总会以自己的方式浮现。
近年来,随着对抗战历史研究的深入,这段尘封的往事被重新擦拭。
地方文史工作者、媒体,开始重新梳理和讲述“纪念塔”与102师的故事。
那位率领子弟兵血战新墙河的柏辉章师长,其人生也随着历史大潮起伏。
他并非蒋介石的嫡系,一生坎坷,在1952年去世。
他和他的兵,很长一段时间,在宏大的历史叙事里,只是一个模糊的背影。
但今天,当我们走过贵阳那个叫“纪念塔”的十字路口,或者听到任何关于贵州兵的故事时,那段历史便有了具体的模样。
那是一群曾被嘲笑的人,用最朴素的行动,在最黑暗的时刻,证明了一个民族的脊梁不会折断。
他们用生命刻下的,不是一座石塔能完全承载的。
每当山河无恙,岁月静好,我们都该记得,曾有一群穿着草鞋的年轻人,在遥远的河滩上,为我们战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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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来源:
《抗战中的贵阳地名|贵阳纪念塔:12000名贵州军人的不泯忠魂》·贵州省民政厅官网·2025年7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