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5岁的农民咳嗽10年，但却一直拒绝就医，一天，他突然用力一咳，一个异物喷出来，妻子带着异物给医生，谁料，医生看完后，立马去报警......

主要信源：（中国网——【第46期】高其煊忆“小八路”的烽火岁月）

1956年的夏天，热浪灼烧着山东旧镇村的田埂，三十五岁的高其煊正挥着锄头，动作忽然一顿。

紧接着便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腰弯得像只虾米。

他扶住锄头柄，还没等喘匀气，一口带着腥气的暗红色血沫就喷在了脚下的黄土上。

血泊里，赫然躺着一颗黑乎乎、沾满了血的铁疙瘩。

他媳妇王秀兰当时腿就软了，那分明是颗子弹头。

这颗在他身体里藏了十年的铁家伙，就这么以一种突兀又血腥的方式，宣告了它的存在。

邻居们七手八脚把他抬到县医院，X光片让见多识广的医生也倒吸一口凉气。

片子清晰地显示，一条陈旧的弹道痕迹贯穿肺叶，而那金属异物，就死死嵌在里头。

当王秀兰颤巍巍地把那颗洗净的子弹递给医生时，医生的脸唰地白了，转身就冲出去报了警。

警察来了，一番盘问加档案调阅，高其煊才不得不把那段压箱底的往事，像抖落陈年谷子一样，一点点倒了出来。

1937年，那个充满硝烟的年代，日军的铁蹄扫过高其煊的村庄。

他家那个赖以生存的小馒头铺被砸得稀烂，蒸笼翻了，白面馒头被马蹄踩进泥里。

还是个孩子的他，躲在柴堆后面，眼睁睁看着这一切，仇恨的种子就在那一刻扎进了心里，很深。

后来八路军进了山区，他和哥哥高其炳瞒着家里，偷偷跑去要参军。

首长看他们年纪小，没让上前线，却交给他们一个更考验胆量的任务。

利用家里的馒头铺作掩护，建一个地下交通站，哥哥高其炳当了掌柜。

用热乎的馒头和蛋汤，有意无意地笼络、应付那些伪军，从他们酒后的牢骚里套取情报。

而瘦小不起眼的高其煊，则成了传递信息的“影子”。

他常挎着个粪筐做样子，把密信藏在牲口粪里，或卷成细条塞进小竹筒，用蜡封好系在裤腰带上。

有一次，哥哥从醉醺醺的伪军排长嘴里套出消息，日军第二天要突袭八路军的一处根据地。

高其炳急忙用米汤在布条上写好密信，让弟弟火速送出去。高其煊刚出村就撞上了日本巡逻队。

情急之下他钻进树林，把竹筒埋在一棵老槐树下，自己假装蹲下解手。

日军搜了一圈没发现什么，骂骂咧咧地走了，他挖出竹筒，拼命跑到地方。

正是这条情报，让八路军在镇子东头设下埋伏，不仅打掉了日军一个班，还缴获了一挺机枪。

那一年，他不过十几岁，1945年，二十四岁的高其煊终于正式穿上了军装。

可军装穿上身没多久，在1946年邹平韩家寨的一场硬仗里，他带着爆破组冲锋时，一颗子弹迎面打穿了他的右胸。

野战医院条件简陋，只能做简单的清创缝合，那颗子弹头，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身体里。

伤好后，组织上看他身体不行，想给他安排个文职工作，他摆摆手拒绝了。

理由实在得很：“我没啥文化，回家种地才踏实。”

他揣着一张三等甲级伤残军人的证明，回到了旧镇村，重新捡起锄头，当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就连后来娶进门的媳妇，也不知道自己丈夫胸膛里，除了心，还藏着别的东西。

回家后的十年，是高其煊沉默的十年。

咳嗽一天比一天重，常常半夜疼醒，但他死活不肯花钱去看病。

他总说“这点疼算啥，当年战场上”，话说半截，就咬住嘴唇咽了回去。

他清楚，自己不再是能冲锋陷阵的年轻人了。

胸口像堵了团棉花，喘气都费劲，可他从不跟家人皱一下眉，更不肯喊半个“疼”字。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让老婆孩子跟着揪心。

为了活下去，他下地、养猪，手上磨出厚厚的老茧，腰累得直不起来，就咬牙慢慢熬。

别人一天能干完的活，他得干两天，但他从不抱怨。

日子清苦得像白开水，他却常笑着对妻子说：“咱苦是苦，可国家解放了，老百姓能安稳过日子，这不就是当年拼命想换来的吗？”

1956年，这颗子弹用如此激烈的方式离他而去，家人才第一次窥见他心底那片血与火的战场。

警察核实身份后，当地政府按政策给他补发了补助。

可高其煊还是那个高其煊，天天照旧下地干活，只是村里人再看他时，眼神里多了由衷的敬佩。

岁月变迁，旧镇村后来改名叫青田街道，可“旧镇”这个老名儿，一直留在人们嘴里。

高其煊的土坯房慢慢换成了砖瓦房，堂屋墙上始终并排挂着毛主席和朱德的画像。

玻璃相框被摩挲得发毛，画像下面，压着一张边角泛黄的立功奖状。

晚年，他最爱坐在院里那棵老槐树下，听着一台用红布小心包着的收音机，里面咿咿呀呀传出他熟悉的革命歌曲。

2015年，94岁的高其煊收到了那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老人用枯瘦的手指一遍遍摩挲着金灿灿的奖章，干裂的嘴唇微微抖动，像是在跟遥远的烽火岁月，做着最后的、无声的交谈。

那颗曾与他共处十年、又被他咳出的子弹头，作为历史的证物，静静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