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广东省委原书记、广东省原省长，原中顾委委员，从四川广安走出的革命前辈。

他是刘田夫。1908年生于四川广安一个普通农家，原名刘大伦。从大巴山深处走到珠江之畔，他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轨迹，见证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风起云涌。上世纪30年代，他两度赴上海求学，在民族危亡之际投身革命，加入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自此踏上了一条充满荆棘与牺牲的道路。

1935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审讯，他守口如瓶，坚贞不屈，直到1937年才重获自由。这段牢狱之灾，是他人生中刻骨铭心的一课，也铸就了他日后无论身处何种逆境都毫不退缩的坚韧性格。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田夫被派往国民党张发奎部开展统战和兵运工作。他身兼第八集团军特别支部书记，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巧妙周旋，既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这种在复杂环境中斗争的本事，后来贯穿了他整个革命生涯。

1940年，他调任中共粤中特委书记，将机关秘密设在肇庆端州区麒麟街54号一座不起眼的民宅里。他与战友周敏玲假扮夫妻，住在楼上楼下，以此掩护特委机关运作。一次深夜突查户口，警察因两人分住而怀疑，周敏玲急中生智说丈夫身患传染病需隔离，才蒙混过关。经此一“难”，两人假戏真做，从革命战友变为终身伴侣，这段佳话至今仍在当地流传。

新中国成立后，刘田夫留在广东，从地方到省里，长期主抓经济工作。他先后担任过高雷地委书记、粤西区党委书记、广东省委工业部部长、副省长兼秘书长等关键职务，是广东工业体系重建和经济恢复的重要操盘手之一。尤其在主管工业期间，他深入工厂矿山，对广东的工业家底了如指掌。即便在“文革”动荡年月，他顶着巨大压力，尽力维持生产秩序，保护了一批干部和技术专家，为后来的经济复苏埋下了伏笔。

真正让他被历史铭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那段岁月。1978年，广东率先提出在宝安、珠海建立出口基地的设想，刘田夫是主要推动者之一。他带队深入宝安、珠海调研，力主撤县建市，为后来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设立埋下伏笔。

也是在那时，他与老战友、香港招商局负责人袁庚一拍即合，力主将蛇口工业区落在宝安，才有了后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和“试管”蛇口。作为广东改革开放早期的重要决策者，他参与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为广东“先行一步”探路，让这个南方边陲省份迅速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排头兵。

1981年，73岁的刘田夫出任广东省省长。此时他已年过古稀，却依然保持着革命年代的干劲。他经常轻车简从，到农村、工厂、港口实地调研，倾听基层声音。他常说，当干部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得知道老百姓锅里有没有米，工厂机器转得顺不顺。这种务实作风，让他在干部群众中口碑极好。1983年，他退居二线，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仍心系广东发展，多次为特区建设建言献策。

在个人生活上，刘田夫对自己和家人要求极严。他早年投身革命，与发妻陈碧琼聚少离多，新中国成立后也未能接她到身边，陈碧琼独自在老家操持家务，直至终老。1973年，他的孙子刘文海从四川老家到广州寻亲，希望爷爷能帮忙安排工作或找所学校读书。刘田夫听完，没有动用任何关系，而是让孙子回去后好好劳动，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他说，共产党的官，不能给子孙谋特权。这句话，他不仅说到了，更用一生做到了。

2002年4月21日，刘田夫在广州逝世，享年94岁。他的一生，是从大巴山走向南海之滨的一生，是从地下斗争走向改革开放前沿的一生。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脚踏实地的每一步，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从四川广安走出的这位革命前辈，最终将他的名字，深深镌刻在了广东乃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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