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张万年出访美国，当他刚踏进美国宁堡陆军基地，一个美军司令突然跳了出来死死搂住他的腰大喊：“我终于抓住张万年了！”

沙利冲过来的那股劲儿，像在战场上扑向掩体，又快又猛。七十岁的张万年被他搂得往后退了半步，身后随行的中方人员脸都变了，翻译的手已经抬到半空，准备喊“干什么”。可张万年没动。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双手臂——青筋暴起，指节泛白，像是要把这三十年欠下的力气全使出来。他伸手拍了拍沙利的后背，语气稳得像在自家客厅招呼客人：“沙利将军，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急。”

沙利松开手，退后一步，立正，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他喘着气，眼眶泛红，半生不熟的中文从嘴里蹦出来：“张将军，我终于抓到你了。”这句话，他在心里憋了三十年。1968年越南丛林，他第一次在瞄准镜里看见张万年的时候，距离不到两百米。那时他是美军173空降旅的侦察兵，刚从西点军校毕业两年，年轻气盛，枪法在全营数一数二。他在溪山附近的密林里追踪了那个穿越军便服的中国顾问整整三个月，无数次感觉猎物近在咫尺，无数次扑空。有一次两支队伍在磅逊湾红树林隔河相望，他透过望远镜看见对岸的人俯身标注地图，可迫击炮烟幕一升，目标就又没了踪影。1973年美军撤离越南，他在日记里写下遗憾，说没能活捉张万年，是军旅生涯最大的可惜。

张万年听完他的自我介绍，愣了片刻，旋即笑了：“那一枪，是你开的啊。我差点没命来美国见你。”1968年那个闷热的夜晚，他带队在波莱古密林设伏测定美军油库坐标，突然一阵密集的子弹扫过来，他左臂被弹片划开一道口子，整个人被冲击力撞倒在地。他趴在水沟里，听着子弹从头顶飞过，心里想的是：这帮人盯上我了。可他不知道，那个躲在瞄准镜后面的人，从那一刻起，把“活捉张万年”当成了毕生的执念。

沙利后来在日记里写：“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战场上有些人，你是抓不住的。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是因为他们永远比你快半步。”这半步，张万年是用命换来的。他十六岁参军，在辽沈战役塔山阻击战中六天六夜死守通信线，耳朵被炮震得流了几天血；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在零下三十度的雪地里滚过；1968年秘密入越担任军事顾问，白天在四十九度的高温里穿越长山山脉，夜里在蚊虫肆虐的丛林里校正炮位。他太清楚怎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下来。

沙利后来一路升任陆军司令，可那个在越南丛林里追不上的人，始终是他心里的一个结。1998年，当中方宣布张万年将率团访美时，沙利主动申请全程陪同。他的部下后来透露，将军在等待的那几天里反复翻阅三十年前的侦察日志，把每一页都标记得密密麻麻。

欢迎仪式结束后，沙利把一本硬皮册子递给张万年，是他1968年的侦察日志影印本。扉页上写着一行英文，翻译过来是：“赠予曾追不到的老对手，愿从此只在靶场较量。”张万年接过册子，翻了翻，指着其中一页说：“这个地方，你记错了。当时我没往东跑，我是往西，穿过那片竹林，然后沿着河沟下去的。”沙利愣住，低头一看，那页正是他当年记录追踪路线的部分。他抬起头，盯着张万年的脸看了好一会儿，突然大笑起来，笑声在走廊里回荡。他说：“三十年了，你连这个都记得。”张万年说：“我记了一辈子。”

访问第三天，代表团来到本宁堡陆军基地。美方安排了实弹射击体验，科目是M1A2坦克行进间对两公里外的移动靶射击。沙利主动邀请张万年登车，调侃说当年你躲过我，今天看看能不能击中目标。张万年二话没说钻进炮塔，调整射角、激光测距、平稳击发，首发命中，次发再中。观礼台上掌声雷动，沙利竖起大拇指，说：“你还是当年那股准劲儿。”张万年从坦克上跳下来，拍了拍身上的灰，说：“老了，手有点抖了。”沙利没接话，因为他知道，那个在坦克里稳如磐石的老人，手根本没抖。

离开那天，张万年站在舷梯上，回头看了一眼。沙利站在远处，身边是几个美军将领，他没有挥手，就那么站着。张万年也没挥手，转身走进机舱。飞机起飞的时候，他透过舷窗看见沙利还站在原地，军装笔挺，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表情。他想起1968年那个夜晚，他在瞄准镜里看见的那双眼睛，年轻，锐利，带着一种不服输的光。三十年后，那双眼睛的主人，在五角大楼的草坪上，当着全世界的面，搂着他的腰说“我抓到你了”。不是俘虏，是故人。

张万年晚年常说一句话：“军人最懂军人。不管隔着多少年，隔着多少枪炮，只要站在一起，就什么都懂了。”沙利把那本侦察日志寄到北京的时候，扉页上多了一行字：“愿世界和平，愿我们只在靶场相遇。”张万年把这句话抄在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上，直到去世，那页纸还夹在笔记本里，折了一个角。

2015年，张万年逝世，享年87岁。消息传到美国，沙利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他走了，那个我在丛林里追了三个月的人，终于彻底消失了。”这话听着像遗憾，可熟悉他的人知道，那不是遗憾，是庆幸。庆幸他们曾经在战场上相遇，也庆幸他们在和平年代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