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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张群硬着头皮走进蒋介石办公室,低声说:“熊式辉在曼谷办厂亏光了,连饭

1954年,张群硬着头皮走进蒋介石办公室,低声说:“熊式辉在曼谷办厂亏光了,连饭都吃不上,想回台湾……”


1954年深秋的九龙码头,海风裹挟着油污与咸腥。

熊式辉站在栈桥尽头,皮鞋被溅起的海水打湿。

他看了看表,距离开往基隆的末班客轮启航还有四十三分钟。

口袋里装着两封信。

左边那封来自北京,是旧友彭育英辗转寄来的,说陈毅市长欢迎他回去看看。

右边那封来自台湾,张群亲笔写道,委员长让他回去。

海风带着凉意,他想起东北的冬天。

1945年赴任东北行辕主任时,他以为那是仕途巅峰。

去了才知道那是火山口,军事归杜聿明,派系被陈诚把持,他夹在中间成了摆设。

战败责任是他的,矛盾让他背锅。

1947年被调回南京给个虚衔,他愤而辞职去了香港。

因护照问题被英国警察抓了,关了一夜。

在拘留室望着小窗外灰蒙蒙的天,他想起当年在淞沪当警备司令的威风。

花重金请律师才保释出来。

之后回到香港,住廉价公寓,吃简单饭菜,钱快花光,朋友疏远。

走在街上见穿军装的人,他会下意识挺直腰,随即自嘲谁还认得他这个落魄前上将?

这时两封信来了。

北京那封先到,他没回,台湾那封晚几天,他也没回,但心里那杆秤已悄悄倾斜。

他想回北京算什么?战犯名单第十八名,回去能有啥好日子?

台湾呢?蒋介石那话听着像施舍,可毕竟是他效忠几十年的“党国”,是他押了一辈子注的地方。

回去就算没实权,总该有个安置吧?

开往基隆的客轮在催,熊式辉深吸口气,手从口袋抽出。

右手那封信被攥得紧,纸皱了,左手那封松开了。

他转身朝客轮走去,步子大而急像怕后悔皮鞋踩木栈桥发出空洞声响。

上舷梯时绊了一下差点摔倒,被个穿短衫的苦力扶住,他点头不语继续上。

他站甲板上看香港灯火渐远,变小,最后成天边模糊光晕。

海风大起吹乱头发,他想起离开江西时也坐船,从九江顺长江而下。

那时两岸都是送行百姓,鞭炮震天响。

他站船头挥手,觉着是衣锦还乡去做大事业。

现在呢?孑然一身,口袋里只剩几张皱巴巴的港币。

去的不是故乡,是个陌生的岛。

他忽然有些后悔,不该把那封北京的信扔了,至少该留着当个念想。

可现在已经晚了,信被他撕碎扔进维多利亚港。

船在海上走了三天,第三天傍晚见陆地了。

先是模糊一线,后渐清晰,是连绵墨绿的山,台湾到了。

码头乱,人声嘈杂,他提简单行李下船,在人群中寻找。

张群说会派人来接,他找很久,没见穿军装的人,没见举牌子的人。

人群渐散,码头空旷起来,只剩几个苦力卸货。

他站那儿有些茫然,海风吹来带着陌生湿热气息,他忽然觉冷,抱紧胳膊。

后来自找了住处,小旅馆在台北巷子里,房间小,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

窗对防火巷,终年不见阳光,他住下等消息。

等一月还没消息,他给张群写信石沉大海。

托人打听,说委员长很忙没空见,又说陈诚那边有话,对“东北败将”很不满。

他明白了,那声“让他回来吧”,真的就只是“让他回来”,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没职务,没安排,没抚慰,他像被主人随手扔角落的旧物件,蒙了灰生了锈,再无人问津。

昔日同僚偶尔路上遇见,点点头匆匆走过,像怕沾晦气。

他开始深居简出很少出门,怕见人。

有时坐窗前看巷子里小孩玩耍,他会想起江西。

想起南昌东湖夏天开满荷花,他常在湖边散步构思城市建设。

想起庐山美庐夏天凉爽,他在那里接待过多少达官显贵。

那些都远了,像上辈子的事。

现在他只是个住陋室里的老人,靠着一点施舍过日子。

天气好时他会拄拐杖慢慢走到海边看海。

海还是那片海,和香港看到的一样浑黄一样漂着垃圾。

他看着看着有时会笑,笑自己蠢笑自己选错了路。

1974年他病倒了,在医院躺了三月,很少人来看他。

他瘦得脱形,眼窝深陷,手上只剩一层皮包骨头。

有天夜里他忽然清醒要纸笔,护士拿来,他手抖得厉害写不了字。

他让护士写,口述了封短信给他在大陆的旧部。

信很短,只几句,问家乡的梅花开了没有,问东湖的水还清不清。

信没寄出去,他第二天就昏迷了,再没醒来。

葬礼很简单,来的人不多场面冷清。

灵堂里摆着他遗像,穿军装戴将星,是很多年前在江西拍的。

那时他正当年,目光炯炯嘴角带笑,仿佛天下尽在掌握。

现在他躺在小小骨灰盒里,将被安放在台湾一处偏僻墓地。

面朝大海背靠青山,却再也回不到魂牵梦绕的江西,看不到东湖的荷花闻不到庐山的云雾。

主要信源:(搜狐——1954年,张群对蒋介石说:熊式辉给我来信了,在外面过得不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