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6岁的三毛跑到新疆，和76岁的王洛宾同居，王洛宾拒绝和她同房，三毛一气之下，收拾行李，凌晨飞回台湾，给王洛宾寄了一封绝笔信。
 
1990年秋天，乌鲁木齐的风里还带着戈壁的暖意，三毛穿着藏青底色的藏族长裙，走进了王洛宾位于幸福路的小院。
 
那次奔赴并不是一时兴起。1989年，三毛先从朋友口中听说王洛宾的人生，又在电台里听见那些带着沧桑气息的民歌，旋律里的深情与命运感一下击中了三毛，于是主动写信，与这位西北民歌大师建立联系。
 
那时的三毛刚结束漂泊，荷西离世后的孤寂始终萦绕不去；而76岁的王洛宾，也刚送别第二任妻子黄玉兰，正埋首整理毕生创作的民歌手稿。一个在文学中寻找出口，一个在音乐里安放余生，文字与旋律便这样把两个人慢慢拉近。
 
抵达新疆后，三毛把热忱放进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清晨，三毛陪着王洛宾骑二八大杠自行车去早市，蹲在摊前挑胡萝卜，听王洛宾用方言和摊主讨价还价；中午，三毛系上围裙学做红烧肉，还特地向邻居请教本地家常菜的做法，只想让这位经历18年牢狱坎坷、始终没有放下音乐的老人吃上一口合心意的热饭。
 
王洛宾的小院陈设十分简单，墙角摆着冬不拉，那里既是创作空间，也是休息之所。那段时间的相处其实只有9天，三毛始终只是访客身份，并不是外界渲染的同居关系。
 
三毛愿意分担琐事，更多来自对王洛宾的敬重；王洛宾也把这份不算娴熟却极认真的心意牢牢记住。
 
到了傍晚，两人常坐在廊下，听冬不拉的琴声慢慢响起。王洛宾弹唱《在那遥远的地方》，三毛偶尔轻声跟和，更多时候则安静聆听。
 
王洛宾一生创作上千首民歌，纵然跌入人生低谷，依旧没有停止歌唱；三毛敬佩的，也正是这种在苦难里依旧守住艺术的力量。因此，这段相处里最重要的内容，其实不是私人情感，而是民歌、文学和人生感悟。
 
两人谈创作，谈命运，谈那些被岁月打磨后的理解，这种交流更像文艺知己之间的惺惺相惜，和世俗意义上的爱情并不相同。即便相处温暖，彼此之间依然一直保持着平淡而克制的距离。
 
只是，现实并没有给这段相遇留下更多从容的时间。没过多久，三毛就在新疆病倒，高烧使整个人虚弱无力。王洛宾请来医生照看，却又因为纪录片拍摄和既定演出安排匆匆离开，并不能一直守在身边。
 
三毛本身体质较弱，又长期受重度抑郁症困扰，情绪原本就容易起伏，旅途劳累与新疆干燥气候叠加在一起，更让身体与精神都显得脆弱。
 
某个凌晨，三毛独自收拾好行李，没有留下字条，只把一缕头发放在桌上，轻轻带门离去。那不是赌气出走，而是三毛依据自身状态和行程作出的决定。临行前，三毛曾抱着王洛宾，说只想和王洛宾单独待一会儿，可惜现场始终有随行人员，这一点遗憾最终没能弥补。
 
回到台湾后，三毛的状态继续下滑。情感上的失落并不是全部原因，筹备中的散文集陷入瓶颈，《滚滚红尘》编剧未获金马奖也带来打击，再加上长期存在的重度抑郁症，多重压力最终把三毛推向绝望。
 
1991年1月4日，三毛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离世，家人与好友都证实，这是一场由抑郁症引发的悲剧，与新疆之行没有直接关联，更不是因情赴死。
 
王洛宾尚未来得及回信，就先收到三毛辞世的消息，一时间怔在那里。随后，王洛宾第一次不顾旁人眼光，在家中设起灵堂，把三毛的照片挂在最显眼处，每天对着照片说话，又把那缕头发用白绢仔细包好。
 
后来写成的《等待》，副标题是“献给死者的恋歌”，旋律里装着的并非刻意夸张的情爱，而是一位民歌老人对一位孤独作家的理解、怀念与迟迟无法放下的怅惘。
 
这场只有9天的相遇，最终没有变成传说中的传奇恋情，却在文字与音乐之间，留下了一段格外深的文艺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