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1956年赴京开会，带的旧睡衣被洗成碎片，妻子用破旧桌布给他缝制新衣服

一九六五年仲夏，北京刚过芒种便热浪扑面，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拎着一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走进北京饭店。服务员注意到，他唯一的便装是一套补丁打了又打的棉布睡衣，第二天早晨那件睡衣被客房服务送去洗涤，结果在搅拌机里“碎了”。工作人员有些慌，李井泉却摆摆手：“烂了就算了，别麻烦。”当天下午，他的爱人吴晓邦赶到，掏出一块褪色的方格桌布，针脚细密地缝起新睡衣，夜里便让李井泉穿在身上。这幕小插曲，被会务人员口口相传，成了京城饭店里的一段掌故。
如果不了解李井泉的来路，会以为他只是节俭得有些过头。事实上，这位一九○九年生于四川中江县的老红军，从十五岁离乡参加川军起就把“省一分是一分”当作原则。二十岁时，他已在北伐军里当排长；二十一岁随南昌起义部队转战赣南，枪林弹雨中领教过“盲弹”擦肩而过的滋味。那之后的十几年，他在中央苏区、长征路、抗日前线与解放战争中穿梭，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往往只有随身的小本子和一支钢笔。

有意思的是，李井泉不仅会带兵打仗，还善于处理极其复杂的政治场合。抗战爆发后，他奉命随贺龙、关向应进入山西，在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担任政委。忻口阻击战时，他整夜守在前沿阵地，用半生不熟的晋语跟地方民团沟通，硬是说服对方提供了两千多担小米。伤员得救，部队没挨饿，乡亲们第一次见识到共产党干部也是人不是“土匪”。有人记得他当晚冲满头大汗对炊事员说的一句玩笑：“米有了，先给战马蒸一碗热饭吧。”
抗战末期，中央让他北上塞外，组建大青山支队。那地界蒙古包与窑洞交错，马贼、日伪、地方势力三股搅作一团。李井泉带着不到两千人，半年拿下六十多座据点，更难得的是把蒙汉双方的四十多名头面人物请到一起，立下“互不劫掠、共同抗敌”的盟约。受此影响，大青山很快出现由牧户自发护路的场面，敌人几次扫荡皆铩羽而归。军事胜利固然重要，更关键的是，他在当地压根没留下“外来队伍”的疏离感。
一九四九年西南解放前夕，中央急需一位既懂兵法又擅群众工作的骨干去收拾川西残局。毛泽东拍板道：“派井泉去，他最省心。”四月离京前，毛对他叮嘱：“山高路险，民族问题莫大意。”这是两人多年来并肩生死所养成的默契——彼此不必寒暄客套，一句提醒已足够。

进入成都时，国民党残部、地方匪股、教门武装还在负隅顽抗。李井泉先打“快拳”，集中十八兵团围点歼敌，半月清剿数千人；再出“柔招”，命各州县恢复粮站、开放寺庙交通，与藏彝土司反复座谈。剿匪胜利的电话打回中南海，毛泽东只说了一句：“好，你们接着搞建设，别让枪声打断老百姓春耕。”电话这头，李井泉笑着答：“明白，这次咱们要多修几条路。”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央决定从西南调粮支援全国。四川自己也歉收，可李井泉拍板“全省每人日减二两口粮”，把余粮赶在汛期前运出。那年，他时常穿着一件洗得褪色的灰布上衣奔波各地。有人劝他“也该换身像样衣服”，他反问：“百姓肚子都空着，我穿新衣服像什么？”

耐人寻味的是，党内对他从未吝惜荣誉，却也始终未给他授衔。五五年授衔制度规定：主政地方的干部暂不评定军衔，他因此被同行打趣为“无衔上将”。李井泉听后哈哈一笑：“少一颗星，省得洗军帽。”一句玩笑，却把他与荣誉之间的距离感说得明明白白。
一九七四年春，他回到中江老家调研，看到通镇唯一的石拱桥被洪水冲毁，村民来往要绕远十里。他当即拍板拨款，又亲自题写“发展经济 方便交通”八个字刻在桥头石碑。落成那天，桥头锣鼓喧天，有老人抹泪念诗：“一桥飞架惠乡梓，公仆不忘旧桑梓。”李井泉却悄悄站在人群里，只留一句：“桥好，路好，庄稼才好。”

进入八十年代，他以中顾委常委身份，最关注的仍旧是干部制度改革。领导干部能不能一任接一任干到离休？他给中央写信，建议取消终身制，“该下来的就下，年轻人要上。”一九八五年正式卸任后，他关掉办公室空调，自掏腰包为原单位买了两台电风扇。门卫说：“李老您不当家也操心。”老人摆手：“几十年习惯了。”
有人统计，他去世时留下的全部衣物加起来不到十斤。那件由旧桌布缝成的睡衣还在，领口处布色早已泛白，针脚却牢牢实实。亲朋整理遗物时，又发现一本泛黄笔记，上面写着：“干部清廉，百姓心安；一人节俭，万众效法。”这八个字似乎正是他一生行事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