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毛主席曾说过，是一个“瞎子”和一个“瘸子”帮他打下了江山。而其中的“瞎子”就是刘伯承。可见他在党内的地位之重。
 
1949年4月20日深夜，长江北岸，100多公里的战线上，万船齐发，十五分钟后，第一批士兵踏上对岸，这是刘伯承指挥的渡江战役，从他嘴里蹦出来的数字不是“百万雄师”，而是精确到分钟的速度——最快十五分钟，最慢不超过三十分钟。
 
后来很多人记住了这一仗，但未必知道他身上背着什么，十一处负伤，九次重伤，右眼彻底失明，左眼也只剩残光，按理说，这该是个需要人搀扶的伤残军人，但偏偏，他站得比谁都直，走得比谁都快。
 
别人叫他“军神”，不是因为他刀枪不入，而是因为他把疼痛熬成了习惯，把匮乏活成了信条，1942年初夏，根据地的日子苦得像嚼黄连，日伪封锁严密，物资拿钱都买不到，军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休息，外加每天喝白糖水降火。
 
当时一两白糖多少钱？五元冀南币，搁现在，这价不算离谱，但在那时候，那是全家的口粮钱，刘伯承听完把手一挥：不喝，多喝几碗白开水一样降火，警卫员劝了好几轮，他的回答就一句：那东西留给更需要的人。
 
眼睛都坏到那份上了他还在算账，这不是抠门，而是心里的那杆秤不允许自己多吃多占。
 
同一年，疟疾找上门来，治疗时伤口感染，必须动刀，旅卫生处处长钱信忠准备上麻药，刘伯承直接拒绝了，前线药物太紧张，这种小手术他扛得住，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手术刀下去，皮肉撕裂，他趴在床上手攥着枕头，青筋鼓得老高，汗把枕巾浸透，疼到那份上他只说了一句“还能扛”。
 
术后，钱信忠心里不安，怕他追究责任，刘伯承反过来安慰他：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别为难那个出错的医生。
 
他的本事不只在刀口上，也在书桌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十九岁的刘伯承二话不说扎进了学生军的队伍，第二年进了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白天练队列，晚上背兵书，跟那些只会照老套路摆兵的旧军官比，他满脑子琢磨的是新打法，没多久，“川中名将”的绰号就传开了。
 
但他没停在这儿，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彻底跟旧军阀断了关系，南昌起义受挫后，1927年冬天，他从上海登上前往苏联的船，由于莫斯科的体制是供给制，多出来的供应券按规定可以换些东西，他倒好，全用这些券来“买”练习的机会——天天找扫地的女工聊天练口语，人家扫地他就在旁边一句一句地抠俄语。
 
半年后，他的口语是班里最好的，高步校的校长一看，写了封推荐信，直接把他送进了伏龙芝军事学院。
 
1930年回国时，他脑子里装着现代步兵战术和后勤理论，跟早年在川军里摸索的那一套自然对接上了，这才叫真本事——不是死读书，是把别人的东西嚼碎了，咽下去，长成自己的骨头。
 
1950年11月，他受命去南京筹建军事学院，一家八口，挤在北极阁一座二层小楼里，营房部门看了过意不去，几次提议扩建，他全挡了回去：国家还困难，朝鲜还在打仗，钱要花在刀刃上。
 
有人趁他去北京开会，偷偷在楼后盖了两间平房，他回来一看，脸色立刻沉下来——不是生谁的气，是觉得自己住得太特殊了，新盖的房子他一家没搬进去，而是让给了身边的工作人员。
 
穿衣服也是这个路子，半旧军装穿了又穿，后来因为安全要求必须换便服，警卫员提议做套好点的，他只说了三个字：蓝卡其。
 
警卫员小声嘀咕，说别的干部都穿毛料，他直接把话撂在桌面上：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心思别总在吃穿住上。
 
他自己这么做，对子女也一样，子女结婚后必须搬去工作单位住，不许再跟父母同住，他的理由简单得近乎冷酷：别以为父亲是高级干部，就能躲在树荫下乘凉，刘伯承这块牌子不能当饭吃，人只能靠自己站稳。
 
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连日下雨，刘伯承住在金家寨七里冲一户老乡家里，吴大娘看他们天天喝稀粥、吃菜饭，心里不忍，把准备孵小鸡的鸡蛋煮熟了，让警卫员送过去。
 
刘伯承马上拒绝：一个鸡蛋能换一两盐，这些鸡蛋换成盐够老人吃很久，鸡蛋被退回去，老人又送来，来来回回折腾几次，老人急了，干脆把鸡蛋直接倒在他床上，邓小平听说了也来劝：革命军人吃百姓东西，付钱是纪律。
 
等部队出发，警卫员按他的嘱咐，悄悄把钱留给了吴大娘，几颗鸡蛋不算什么，但里头有一条铁规矩——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条规矩他守了一辈子。
 
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清高，他心里那杆秤，从来不是称自己的得失，战场上，他的视力几乎全废，别人看不清的路，但他走得比谁都稳，因为他靠的不是眼睛，而是心里那杆看不见的秤。
 
毛主席叫他“瞎子”，朱德说他“智信仁勇严”五样全能，老战士们记着他那张和气的脸，这些加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刘伯承，他不是神坛上的偶像，而是一个把骨头磨硬、把秤杆磨准的普通人，正是这种普通，才让人们觉得，这比任何光环都重。
 信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