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遭遇误解乃至诋毁时，你会是什么心态，又会有怎样的应对方式？
今天，跟朋友喝茶聊到了这个话题。
或许是年龄的问题，又或是境遇的变迁，老黑越来越不愿意讲各种感悟、炫各种技巧、卖弄各种道理，每当有感而发时，老黑只想平和地讲一段故事，到了一定年龄，你会发现，故事是最高级的。

鲁迅有一句名言：“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老黑以为，这句话是鲁迅一生应对流言的真实写照。
1929年，鲁迅刚到上海不久，一位素不相识的诗人林庚白突然登门拜访。鲁迅未见，林庚白便勃然大怒，先是写信谩骂，后又寄来两首七律，诗中极尽侮辱之能事，直斥鲁迅“刀笔儒酸浪得名”，不过是“挟持译本欺年少，垄断书坊是学氓”。
面对如此气焰嚣张的挑衅，鲁迅的处理方式极其干脆：第一次只在日记里记了“林庚白来，不见”六个字，第二次连日记都懒得记了。
他看得很透：“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
他也曾对友人坦言：“对于谣言，我是不会懊恼的，如果懊恼，每月就懊恼几回，也未必活到现在了。”
在他看来，最好的策略是“谣言不辩，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

与鲁迅的冷峻不同，胡适面对谩骂的方式更偏向温厚与从容。
他一生挨骂无数，鲁迅骂他、左翼文人骂他、学生也骂他。有一次他引用成语说“对牛弹琴”，当场就有学生站起来骂：“你说我们是牛，那你就是狗，国民党的走狗！”堂堂大学者被学生骂成狗，气氛紧张至极，胡适却没有生气，反而微笑着解释：“同学们，别误会，别误会，我是随便套用一句成语！”
他曾给友人写信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
1936年鲁迅去世后，有人写信请求胡适利用影响力去“取缔鲁迅”，胡适却回信维护鲁迅：“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

钱钟书与杨绛夫妇，则喜欢用幽默与从容来化解极端的诋毁与羞辱。
在那个动荡年代，他们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整天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挂上大牌子游街批斗。钱钟书的反应令人意外——他找来两个纸壳，展开后用工工整整的隶书写上“反动学术权威”六个大字，还问杨绛：“看看我写得怎么样？”杨绛笑眯眯地端详了一会儿，说：“嗯！不错。”钱钟书说：“那好，那以后就用我们自己的。”
他后来解释：“挂牌子我不怕，但我怕那些家伙的字写得太烂了呀！”
把敌人强加于己的羞辱，变成一场自嘲的艺术表演，这既是风度，也是无声的反击。
杨绛也有自己的方式。
她曾被人在大会上当众诬陷“专门教学生谈恋爱”，在场的人议论纷纷，她却一言不发。散会后她照常上班、买菜、见人，面带笑容，脚下生风，跟个没事人一样。
后来她被剃了阴阳头，连夜赶做了一个假发套，第二天戴着假发照常出门买菜。被发配去清洗厕所，她把便池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来看。她的逻辑很简单：“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既然没做过，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随它去吧。
后来有人写了一篇广为流传的所谓“杨绛百岁感言”：“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虽然这句话后来被证实并非出自杨绛本人，但它之所以能被大众接受并广为传播，恰恰因为人们从她一生的行止中读出了这样的境界。

还有一些人，他们的应对方式是沉默与转身。
沈从文1949年前后饱受左翼文化界的批判，他曾在日记里写道：“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他一度切脉自杀，被救回后彻底告别了文学创作，转身扎进文物研究，从此闭口不谈是非。这是一种更为沉重的应对——不是不痛，而是痛到极致之后选择了沉默的自我保护。
而对于陈寅恪来说，他所面对的不是流言蜚语的误解，而是整个时代对他精神信仰的否定。他晚年双目失明、双腿不便，却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为一个被历史轻薄的女子立传。
他之所以选择柳如是这个“被污辱与损害”的人物，是因为他想“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在那个他的信条被批为“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年代，他用自己的学术实践做了最后一次也是最决绝的坚守。

当然，历史也记录了另一种结局。
老舍在1966年遭人诬陷“把版权卖给美国人”，被游街批斗、遭受毒打，当晚投太平湖自尽。他曾在自己笔下为《四世同堂》中的祁天佑安排了投水自尽的结局，多年后他竟以同样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面对流言、诋毁、侮辱，从鲁迅的冷峻蔑视，到胡适的温厚宽容；从钱钟书杨绛的幽默从容，到沈从文的沉默转身；从陈寅恪的宁死不屈，到老舍的悲壮诀别——这些答案没有高下之分。
只是人到中年再读这些故事，或许比年轻时更能理解：每一种选择背后，都是一个人用尽一生的智慧与勇气，在和自己的处境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