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1975年亲自审批大军区领导名单，发现王辉球任职时让副职变正职，会有哪些深意呢？
1971年深秋，辽河岸边的空气已经透着凉意，王辉球却还在跑基层。部队重整刚起步，他揣着一个小本子，边听飞行员讲飞行高度，边记下他们琐碎却关键的意见。有人劝他：“老首长，歇歇吧，您是政工干部，又不是飞行员。”他笑了句：“不懂技术，怎么交心？”这句话后来被空军学员写进黑板报，成为军营里朗朗上口的标语。
翻开王辉球的履历，第一页就得回到1928年。江西吉安的小城街头，红军宣传队敲锣打鼓进城发传单，16岁的他挤在人群最前面，看着一位老乡接过《土地法大纲》，激动得直掉眼泪。那一幕让他意识到，革命口号不是空响，它能改命运。第二天，他把杂货店伙计的围裙往桌上一拍，跟工会负责人说：“我要上山。”一张入团表格、一支木柄铅笔，改变了少年此后的走向。

长征途中，王辉球担任红一师宣传科长。1934年12月，他在贵州山道滑倒摔断腿，被战友抬进临时救护站。外科药全无，野山草熬出的黑汤是唯一的“止疼片”。几天后部队再次开拔，担架太慢，他坚持拄棍跟队。他说过一句近乎倔强的话：“宣传口留一个人掉队，口号就断了。”就是这股韧劲，让他在草地上撑到会宁会师。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接连展开，王辉球始终在政治机关工作。与枪林弹雨同样难缠的，是如何让不同方言、不同籍贯的战士听懂同一条纪律。他想出“演出来、唱出来”的土法：小夜曲改成三句半，讲话稿改成快板，队伍里的人乐了，规定就记住了。
1949年，人民空军组建。陆地出身的他突然接到调令：任空军政治部主任。刘亚楼在北京见到他，先问的却不是工作安排，而是身体状况。王辉球随手掀起裤脚，露出当年长征摔伤后仍有些变形的脚踝，说：“能跑能跳，就能干。”随后，他抱着两摞《航空概论》钻进课堂，同学员一起听课，一起做风洞实验记录。课堂间隙，他常问飞行教官：“如果飞机失速，飞行员当时最怕什么？”教官回答：“怕听不懂塔台指令。”他回头就新增一门“通话纪律”课程，把政治教育和安全规范连在一起。

1954年，他主持创办空军政治学校。校舍简陋，连黑板都是旧门板刷的漆，但第一期120名学员毕业时，每个人都会写简报、编板报、能主持歌咏比赛，还能阅读基础航空图表。空军后来流行一句话——“政工干部能看懂仪表盘”。这句话的源头就在那所小学校。
文化建设同样离不开他。1956年，空军文工团准备汇演，他拍板让《十送红军》上舞台。有人担心旋律太柔，“不够空军”。王辉球摆手：“唱情怀，不分陆海空。”演出一炮而红，许多飞行员把歌词抄进航行日志，任务间隙轻声哼唱，紧张气氛由此缓解不少。

时间拉到1975年3月。中央军委整理大军区任职名单送呈主席。当晚灯下，毛主席翻阅名单，看到“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王辉球”一行，顿了顿，提笔在“副”字上划了一横，再写“正”字。工作人员记录时，小声提醒：“主席，是不是按原名单？”毛主席摆摆手，只留下一句：“此人资格够，能力够。”语气平淡，却掷地有声。
名单很快传到总政。叶剑英召见王辉球，先递上一杯茶，随后笑道：“主席把‘副’给你划掉了。”王辉球愣了几秒，只说了三个字：“听指挥。”茶还未凉，他已动身北上。到任后，他依旧那套老办法：先跑连队，先摸实情，再开会。有人感慨：“老首长当副不歇气，当正仍在路上。”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任命在当时军内被看作风向标。经历十年动荡，许多老红军久未重用。王辉球“副改正”的消息，让不少基层指挥员看到了组织对老战士的信任，也看到政治工作依旧是军队的筋骨。
王辉球在沈阳军区仅任职四年，便因积劳病倒。病榻上，他仍惦记空军报纸的改版方案。有人问他：“您一辈子都在做政治工作，究竟要做到什么？”他语气轻却坚定：“让战士心里有光。”这句话，没有宏大叙事，却足够解释他为何能在毛主席那一横一改之间，赢得最高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