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宰相告老还乡，与地方官相如何相处，县令能治理他吗？
当一位权倾朝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褪去朝服，将权印交还给君王，踏上归乡之路时，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场面就会出现，昔日宰相回到地方，居住在七品县令管辖的地方，二者之间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微妙关系？
按照逻辑来看，县令属于地方的父母官，只要在他的辖区之内，任何人都应该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宰相虽然曾经是权倾朝野的大官，但既然告老还乡了，身上就再无官职，应该也处于受县令管辖的范围，但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其一，宰相虽然告老还乡了，但为官这么多年，宰相积累了两个最大的“筹码”，一个是富可敌国的财富，另一个是门生故吏遍布朝野。
在这些门生故吏之中，有的人是封疆大吏，有的人是六部要员。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在偏远地区，宰相的势力都有触及。
所以，宰相虽然告老还乡了，手里没有了当年的权柄，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昔日的余威仍在， 远非一个地方小县令可以抗衡。
其二，当县令面对的最大乡绅是昔日的宰相时，即便是有些人犯了错误，县令也不敢轻举妄动。一旦县令得罪了宰相，宰相动用自己的朝中人脉，可能县令的乌纱帽都保不住。
退一万步讲，即便县令敢抓人，当他准备签发一张拘捕令时，也必须要掂量一下，这张拘捕令签下去，抓人容易，收场可就不容易了。
哪怕是告老还乡的宰相远亲被抓了，宰相自己不管不问，他昔日的门生故吏们得知消息，恐怕也不会视而不见。
以明代首辅徐阶为例，徐阶扳倒权奸严嵩之后，可谓功勋卓著，后因与皇帝关系不睦而获准致仕。
徐阶告老还乡后，其家族子弟的行径极其称猖狂，在松江府一带大肆兼并土地，据说高达二十四万亩之巨。
在那个以农为本的时代，二十四万亩土地意味着无数农民失去生计，绝大多数都要沦为徐家的佃户，长期遭受徐家的剥削。
地方官对此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却不敢有所行动，哪怕是徐家的奴仆犯了法，县令都要看徐家的脸色。原因很简单，徐阶虽然退休，但其门生故旧仍在朝中担任要职，他的影响力依然能够庇护其家族。
若非后来遇到了海瑞这样一位不畏权贵的清官，徐阶家族在地方的“土皇帝”生活恐怕还将继续下去。
从这个角度来看，县令与告老还乡的宰相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治理”与“被治理”，不如说是一种极不对等的博弈。县令手中握有的是“法理之权”，是写在《大明律》或《大清律例》上的条文；而宰相拥有的则是“人情之权”，是一张看不见的关系网。
更重要的是，县令不敢轻易开罪退休宰相，并不仅仅是出于对个人前途的考量，还是忌惮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都不会轻举妄动，毕竟海瑞只有一个，而且海瑞能撬动徐阶，背后也有人暗中推动，并非是海瑞以个人能力撼动徐阶。
其三，朝廷和皇帝也是要颜面的，曾经的宰相，哪怕是告老还乡了，也不可能被一个地方县令定罪，这样做的背后，牵扯到皇帝和朝廷的颜面。难道说，一个告老还乡的宰相是一个罪人，是因为皇帝识人不明吗？对这样的人重用多年？所以，就算是宰相的罪名清晰，皇帝一般也会维护，轻易不会动。
其四，除了宰相本身的能量大，亦或者是皇帝和朝廷的保护，还有一个群体需要注意，他们就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集体情绪者。
很多官僚队伍会下意识的维护同为官僚之人，维护这个阶层的利益，避免被轻易的扳倒，损失颜面和形象，从而开了先例。
除此之外，告老还乡的宰相往往保留着“上达天听”的特殊通道。他们虽然不再上朝议政，但凭借旧日的情分和威望，他们的一纸奏疏，或者通过旧部递上去的一句话，依然有很大可能直达天子御前。
而县令呢？他只是庞大帝国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一环，他的声音想要被皇帝听到，难于上青天。
在这种信息极度不对称的情况下，与退休宰相发生冲突，无异于一场豪赌，而县令的输面显然要大得多。一旦被老宰相告上一状，皇帝的治罪谕旨下来，县令就算有天大的冤屈，也无处申辩。
所以，对于一个有政治智慧的县令来说，讨好和供奉这位乡贤，远比秉公执法要来得划算和安全。当然，历史并非铁板一块，凡事皆有例外。告老还乡的宰相也并非全都能在故里作威作福，他们的境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退休的方式以及皇帝对他们的态度。
例如明初的刘伯温和秦末的吕不韦，他们的处境就不是很好。
刘伯温晚年告老还乡，却始终活在朱元璋的猜忌之下，他的一举一动都被锦衣卫严密监视，地方官对他的态度也从敬畏变成了戒备，甚至扮演了皇帝“看守”的角色。
吕不韦被秦王政罢相，回到封地洛阳，但其门客往来不绝，影响力依旧巨大，这引起了秦王的警惕，最终一纸斥责信，逼其饮鸩自尽。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非但不能被其影响，反而要成为皇帝意志的执行者，对其进行严密的监控和压制。此时的县令，背后站着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退休宰相纵有天大的旧日威望，也无力回天。
综上所述，“古代宰相告老还乡，县令能否治理他”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能”或“不能”的答案，还要视具体的情况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