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之子被判死刑，侵犯140名女性，将二层别墅做“逍遥窟”
1978年的那个夏天，全国刚恢复点生机，大家还都在为生计奔波，谁也没心思盯着那些深宅大院看。杭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王世田当时在查一起普通的盗窃案，嫌疑人为了立功，随口吐露了一个细节。他说，他曾在半夜看到一个年轻姑娘从那栋戒备森严的高干楼里哭着跑出来，后面还有几个男的在肆无忌惮地大笑。
这个细节，让王世田后脊背发凉。在那样的地段，出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门口还有岗哨，什么样的姑娘会深夜哭奔？这显然不是什么风花雪月，而极有可能是犯罪。
其实，熊家这两兄弟的堕落，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他们的父亲熊应堂将军，那是实打实的战斗英雄，17岁就参加红军，长征、抗战、解放战争，哪一仗没拼过命？他身上留下的伤疤，是功勋章，也是老一辈革命家铁血风骨的见证。可问题就在于，老子在前线流血，儿子在后方“吸血”。
这两兄弟出生在1952年，正赶上国家建设的好时候。因为老熊将军常年在外带兵、搞建设，家里的大权全握在母亲颜露手里。颜露对这对双胞胎那是疼到了骨子里，典型的“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飞了”。孩子在学校打架，她去赔礼道歉；孩子欺负老师，她托关系摆平。
这种无底线的退让，让两兄弟从小就形成了一个极度扭曲的逻辑：在这个地界上，只要提我爸的名字，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到了七十年代，两兄弟仗着家里的背景，先后进入了部队。原本熊将军是想让军营的铁律磨磨两人的性子，可他低估了“潜规则”的威力。部队里的一些干部看在老首长的面子上，对这两个“衙内”百般照顾。不训练、不出操、甚至深夜离营去骚扰女战士。在那个视名誉如生命的年代，受害的女战士敢怒不敢言，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受害者被调走，而“二熊”毫发无损。
后来，他们退伍回到了杭州。那栋位于柳莺宾馆附近的小楼，就成了他们的据点。从1974年到1978年，整整四年的时间里，先后有140多名女性遭到了他们的侵犯。
这些受害者里，有下乡回城的知青，有工厂的女工，甚至还有学校的学生。两兄弟骗人的套路其实并不高明。在那会儿，家里有个电视机、能放个录像带，那是天大的稀奇事。他们就以“看电影”、“听音乐”或者“介绍工作”为诱饵，把涉世未深的小姑娘往家里领。
一旦进了那扇门，就成了羊入虎口。
很多姑娘在事后想要报警，可一看门口那威严的岗哨，一听对方叫嚣着“我爸是少将，你告到哪儿都没用”，那股子反抗的劲头就被绝望浇灭了。有的姑娘甚至被他们拍下了照片威胁，最后只能沦为他们的玩物，甚至被迫帮他们再去物色新的受害者。
这种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到了1978年，随着王世田等办案人员的深入调查，那座二层小楼里的罪恶终于被彻底撕开了。调查过程极度艰难，专案组不仅要面对证据的缺失，更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打招呼”。毕竟，在那样的年代，动一个开国功臣的孩子，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
好在，正义最终没有缺席。当时的主管领导铁瑛同志态度非常坚决：“不管是谁，只要触犯了法律，就必须严惩！”
当案情的厚卷宗摆在已经调往外地工作的熊应堂将军面前时，这位在战场上从未流过泪的老兵，手剧烈地颤抖着。他沉默了很久，最终没有像妻子那样去四处求情，而是亲笔写下了八个大字交给有关部门：“公事公办，不得求情。”
这八个字，重逾千斤。它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面对私情与国法冲突时，最后的一点尊严和操守。
1979年11月1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了公开宣判。那天的杭州体育馆挤满了人，数万名群众自发聚集在收音机旁关注。当法官宣布熊紫平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熊北平判处死缓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那不是幸灾乐祸，那是老百姓对公平正义回归的欢呼。
熊紫平被押赴刑场的那天，据说他一路上还在喊着想见见父亲。而熊北平在入狱后不久，因为受不了那种身份的落差和内心的煎熬，在监狱里选择了自杀。这对曾经横行杭城的“二熊”，就此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