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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自2000年实行A级通缉令以来,年龄最小的A级通缉犯白中杰,1993年9月

公安部自2000年实行A级通缉令以来,年龄最小的A级通缉犯白中杰,1993年9月出生于贵州省镇远县,2010年8月因涉嫌参与系列抢劫杀人案被通缉时,年仅17岁。

白中杰的童年几乎是中国式“留守一代”创伤的浓缩标本。
父母在他出生仅三个月后便双双远赴广东东莞打工,他被扔给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在黔东南那个叫羊场镇的小山村里,白中杰像野草一样疯长。
邻居们后来回忆,这孩子小时候极聪明,眼神亮得惊人,四五岁就能把电视里的广告词倒背如流。可聪明换不来陪伴,爷爷奶奶能管他吃饱穿暖,却管不住他骨子里那股被抛弃后的焦躁。
他频繁逃学,扒火车去城里找父母,一次又一次被遣返。每次被押回村口,他脸上总挂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冷笑,仿佛在用这种自毁的方式向远方那两个模糊的身影示威。

转折发生在他十三岁那年。
父母终于结束了打工生涯回到镇远,用攒了十几年的血汗钱在县城开了家小五金店,所有人都以为团圆会治愈一切,但裂痕早已深入骨髓。
白中杰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与父母共处一室——他们对他而言是陌生人,是只会用钱和打骂来表达关切的笨拙大人。
他开始疯狂地离家出走,钻进网吧,在虚拟世界的暴力游戏中寻找存在感。
2009年,16岁的白中杰在网吧结识了彻底改变他命运的两个人:何俊和曾祥友。
这两个成年无业游民敏锐地嗅到了这个少年身上弥漫的迷茫与渴望,他们为他买烟、请他吃饭、带他“搞钱”,轻而易举地填补了父母缺席十几年所留下的情感空洞。
在犯罪心理学中,这叫“替代性依恋”——当一个青少年在原生家庭中得不到归属感时,会像溺水者抓住浮木一样,对第一个向他伸出手的群体产生绝对忠诚,无论这只手是干净的还是沾满血污的。

从2010年7月12日到8月8日,短短二十八天内,白中杰跟随何俊、曾祥友以及后来加入的游开祥、邹泽等人,在贵州、云南、湖南三省交界地带疯狂作案,制造了震惊三省的系列抢劫杀人案。这个团伙的作案模式冷血而高效:他们以租车或搭车为名,将黑车司机骗至偏僻路段,随后用刀、绳索甚至石块将司机杀害,抢走车辆和随身财物。
第一次作案时,白中杰被安排负责望风,但当同伙动手时,他并未像大多数初次接触暴力的少年那样感到恐惧或恶心,相反,那一刻他心中涌起的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刺激”和“掌控感”。这种异常的心理反馈,意味着他内心的共情机制已在长期的冷漠与疏离中严重受损。
在此后的作案过程中,白中杰的角色迅速从“望风小弟”升级为直接参与者。
在贵州安顺的一起案件中,当同伙用刀控制住司机时,白中杰亲手用绳索勒住了被害人的脖子,直至对方停止呼吸。
得手后,他们将尸体抛于荒野,开着抢来的车辆奔赴下一个城市,沿途用被害人的银行卡取现、消费,甚至在车内播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仿佛刚刚结束的不过是一场刺激的游戏。
在湖南境内,该团伙一度因车辆抛锚而暂住旅馆,期间白中杰在网吧连续通宵三天,用抢来的钱购买虚拟装备,在游戏中继续扮演那个无所不能的“强者”。

2010年8月8日,该团伙在湖南境内最后一次作案后,因车辆特征被警方锁定,曾祥友、何俊、游开祥等人很快落网,而白中杰却凭借对县城小巷和黑网吧的熟悉,在警方的合围中消失了踪迹。
公安部随即发布A级通缉令,这个17岁少年的照片传遍全国,成为那一年夏天最令人不安的面孔。半个月后,白中杰在贵阳一间出租屋内被抓获。
据抓捕民警回忆,当破门而入时,白中杰正躺在床上玩手机,脸上没有丝毫惊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你们会来。”

白中杰落网后的一系列供述与表现,为剖析他的犯罪心理提供了一份令人窒息的原始档案。
审讯初期,他既不抗拒也不配合,语气平淡得像在陈述别人的故事。当被问及第一次杀人的感受时,他沉默了几秒,然后给出了一个让审讯室陷入死寂的回答:“没什么感觉,就像杀了一只鸡。”这句话不是挑衅,不是虚张声势,而是一个十七岁少年对自我情感状态的真实描述——他的内心在那一刻真的没有产生任何波澜。
犯罪心理学中将这种现象称为“情感钝化”,通常见于长期遭受情感忽视的个体。当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从未被教会如何识别、命名和表达情感时,他的情绪系统便会进入一种类似冬眠的自我保护状态,最终连对生命最基本的敬畏感也一并丧失。
随着审讯的深入,白中杰供述中的另一个细节更加令人不寒而栗。
他坦承,在每次作案之后,当同伙们忙着清点赃款、擦拭血迹时,他最大的满足感并非来自于分到多少钱,而在于“感觉自己是个人物了”。他说在网吧里打游戏打得再好,也只是屏幕里的一串数据,但当他把刀捅进一个人身体的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对另一个生命拥有绝对的支配权,这种权力感比任何游戏装备都更让他上瘾。
这段供述精准地暴露了他的犯罪心理——杀人,成了他确认“我存在”的最极端方式。
每一次剥夺他人生命,都是在向那个从未正眼看过他的世界宣告:你看,我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你还敢说我不重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