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解放。财政局办公室里，一位身着旧西装的中年男子拉住解放军处长，低声说："我1924年就入党了。"喧嚣的街头庆祝声此起彼伏，而他在这一刻，也终于结束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潜伏生涯。

二十五年，他从未在任何人面前说过这句话。

1928年5月，诸暨县委准备发动暴动，计划却因一件意外而全盘暴露。县委里一名党员教师在练习使用手枪时走了火，误伤了自己的妻子，消息随之败露。

县委书记金城当机立断，命令所有负责人员立刻撤离。汪维恒接到金城的指示：去南京，利用军需学校的旧关系打入国民党军需系统，就地潜伏，等候组织联络。

汪维恒动身之前，给自己改了名字，原名汪益增，改为汪维恒。维，是坚守；恒，是始终如一。这两个字，是他在最孤立无援的岁月里，给自己立下的一道内心的誓约。

然而谁也没料到，这一等，整整等了十年。

从1928年到1938年，汪维恒在南京、西安的国民党军需系统里步步晋升，账目分毫不差，从不参与派系倾轧，不收礼，不贪占，在一片腐败之中显得格外另类。

正是这份清廉，让他赢得了上司的信任，也让他在国民党体制内站稳了脚跟。但与此同时，他与党组织的联系，断了整整十年，杳无音讯。

直到1938年，汪维恒才重新与中共组织接上头。从那时起，汪维恒开始暗中为八路军运送军需物资，设法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将掌握到的军事情报通过秘密渠道传递出去。

抗战时期，汪维恒被调往西北负责整个战区的物资调度，弹药补给路线、兵力调动情况，大量关键信息都经汪维恒之手汇总，再辗转送往组织。

内战爆发后，汪维恒进入国民党联勤总部核心岗位，后又被派往台湾，管理全岛军需仓储。军队轮换计划、武器储备清单、美军顾问团的活动范围，这些机密情报，汪维恒设法传回大陆。

1949年春，汪维恒奉命返回上海，接管淞沪补给区的财政系统。

上海解放前夕，汪维恒将银行、土地、税收的全部档案完整保存下来，并整理出台湾补给区的部署图，等待移交。

解放军进城那天，接受汪维恒坦白的，正是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顾准。顾准将情况上报给潘汉年，潘汉年当即表示，军管会正需要这样的老同志来帮忙。

那个低声说出"我1924年就入党了"的瞬间，是汪维恒憋了整整二十五年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