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92岁的董志伦一如既往地来到杭州富阳烈士陵园，这里葬着他的父亲和母亲。他的父亲是董洪基，时隔63年正名的革命烈士，母亲是俞纪妹，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村老太太。
目不识丁的母亲说
只有读书有文化才能查清“父亲为什么被杀害”
1941年，董志伦4岁，父亲被人杀害。“小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别人有爸爸送去上学，而我没有。”董志伦说，印象中是目不识丁的母亲带着他艰难生活，家族里有人认为她会改嫁，一度逼着她离开那个董氏家族。
“我从小身体不好，母亲就会带我去董家弄附近的莫牧英诊所看病，他是名中医，他的诊所其实也是当时的地下交通联络站。”从小学开始，母亲会断断续续地告诉董志伦，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老实说，因为没有文化，母亲并不清楚父亲的具体工作，表面上是会计，但总是早出晚归，当得知丈夫被杀害后，她心里只有一个执念，父亲没有干坏事，这件事得弄清楚。
在那个年代，“被杀害”其实是一件很糊涂的事，为什么被杀，是干了好事还是坏事，谁都说不清也没人敢说，但风言风语却很多。
所以对于儿子，她寄希望于可以好好读书，只有读书了有文化了才能查清楚。那时候，老家无锡是有很多人去上海打工的，但是母亲顶住了生活和家族的双重压力，含辛茹苦供养年幼的儿子读小学、上高中、入大学。
董志伦是村子里第一个走出来的大学生。1959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学院，先在北京、后在宁夏工作了20多年，1980年才调回靠近家乡的杭州。
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其实那时候的董志伦并不知道，只是相信妈妈说的，是好人，还要查清楚为什么会被杀害。父亲留下的东西，也就是一个象牙秤和一个象牙印章，至今在他身边留着。这个秤是他父亲曾用来为新四军筹集经费时称黄金份量的。在无锡市志办，一份回忆粟裕大将的资料里，证明当年粟裕大将带领新四军南下时，无锡一带的地下党专门提供了3斤多黄金的经费。
拿到革命烈士证书的那天
爱哭的母亲嚎啕大哭
1976年秋，董志伦在偶然一次回无锡探亲时，听一位本家说他父亲的事，是上了当年的报纸的。凭此线索，他费了整整7天时间在当地图书馆找到了一份1951年5月4日的《苏南日报》，头版上刊登着一条枪决当地一恶霸的消息，其中恶霸的主要罪状就是“曾杀害我太湖税所干部董洪基”。
但当地经办烈士申报的有关人员认为，这只是一份旁证材料，无以证明烈士的真实事迹。4年后已调到杭州的董志伦又委托一位来自江苏的新四军老干部寻找有关线索，最后也不了了之。
1995年董志伦退休，“我下决心一定要澄清父亲的身份。”
从那以后，董志伦30多趟奔走在杭州无锡之间，还先后上北京、上海、济南等地，花去了大半的退休金，盘缠不够时就借宿亲友家，力图解开心头之结。“最困难的就是为地下工作者正名，因为那时都是单线联系，在落实身份上缺少证据。”董志伦说，他为父亲的正名奔波了整整10年，最终形成了一条多达11份的证据链。
2004年，母子俩捧回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
“那天母亲嚎啕大哭，应该是只有那样才能把这一辈子的委屈都给哭出来。”董志伦说，印象中的母亲，经常会哭。父亲牺牲后，没钱建造墓地，只能在自家的田地处安放灵枢，灵枢外面用芦草遮住，安放在土地高处。母亲听到村子里的风言风语会去父亲那哭，受了委屈也会哭，但那天是哭得最大声的，“母亲这辈子真的是太苦了。”
不改嫁，守护儿子
是固执，也是忠诚
董洪基老宅是旧式农村的老平房。
俞纪妹常常会按照丈夫的安排，在有任务时,白天在后进门口放上手纺车,在纺车的杆子上,有时扎一条红布条,有时不扎红布条,以有、无红布条作为传递信号。有任务的同志,通过手纺车有无红布条的暗号后，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董洪基过世后，俞纪妹挑起了所有重担。当时农田上种的是单季稻，插秧、耘田等农活样样干；秋收后播种麦子,施肥、锄草等农活也能对付。除了农忙时节请帮工外,其余均由俞纪妹独立完成。董志伦在近10岁时,有时还送饭送水到田间地头。
“还有养蚕宝宝，在手纺车上纺麻线，用来补贴家用。”说起母亲，董志伦说其实她是一个很“固执”的人，因为她坚定地相信了父亲，也单纯地守护了唯一的一个儿子，“她不改嫁就是怕我受苦，也因为我父亲交代过‘如果我有三长两短，你一定要把儿子抚养好，培养成人’。”
问及对父母亲的印象，董志伦说，父亲都是“被拼凑”出来的，但他一定是有着坚定理想的人，母亲“话不多”，没有文化，却因为这份“忠诚”守护了自己。
“我才不信。”是母亲的口头禅，也是她不听风言风语坚持了一辈子的信念。
《俞氏族谱》中有如下记载:"……纪妹一弱女子，通晓民族大义，毅然支持丈夫革命工作。丈夫牺牲后强忍悲痛,无怨无悔,潜心培养儿子成为五十年代的本科大学生，成为国家有用之才。丈夫因革命而牺牲后，却心平如镜、甘受困苦，知大义、识大体……母慈子孝,仁爱待人,终得善报。纪妹寡居七十余载,晚年随子居住杭州市西湖区翠苑新村二区,生于1908年12月6日，卒于2008年12月24日，享年一百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