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丽文，嫁给了台大学长，42岁才结婚，无子女。丈夫骆武昌中国文化大学icon副教授，两人是台大校友，相识于学运时期，爱情长跑24年后于2011年10月10日登记结婚，当时郑丽文已42岁。

说起来，这段感情的起点很“学生气”。当年台大的学运场，不是只有口号和传单，还有不少人在混乱里认认真真地看人。郑丽文那时候是台大社会系的风云人物，敢说敢冲，骆武昌在中文系，比她高两届，却常混在社运圈里帮着写文宣。

两人第一次正经说话，是在一次反核游行的筹备会上，她嫌他写的稿子太文绉绉，他回她“你讲得响亮，但没逻辑”，一来二去，从争辩变成聊天，再变成固定一起跑活动。那时候谁也没把“谈恋爱”当目标，只觉得这人能跟自己聊到半夜，还能在警车来的时候拉自己往巷子里躲。

这一躲，就躲了二十多年。中间有段时间，郑丽文去美国念书，骆武昌留在台湾教书，联系靠越洋电话，一打就是一小时，话费单能堆成小山。她毕业回台进媒体，从记者做到政论节目主持人，工作忙到连轴转，骆武昌还是按部就班在文化大学开课，研究古典文献。朋友都劝她“别耗了，你这条件，早该找个人安定”，她总说“等他把《全宋词》注完再说”——其实哪是等书，是等一个能接住她所有情绪的人。

2008年，郑丽文因为健康出了点状况，住院半个月。骆武昌每天下课就往医院跑，带自己熬的鸡汤，还把她的节目录下来，在床边放给她听。护士都以为他是家属，他也不解释，就坐在床边帮她翻书，顺手把掉在地上的病历卡捡起来。那次之后，郑丽文突然想通了：婚姻不是“到了年龄必须完成的任务”，是“我确定这个人能陪我走更久”。

2011年10月10日，他们去户政事务所登记。那天台北下着小雨，郑丽文穿了件米白色风衣，骆武昌撑着黑伞，手里攥着刚打印好的结婚证书。没有婚宴，没有亲友起哄，就两个人在柜台前签了名。工作人员问“要不要拍张照”，郑丽文说“不用，我们记在心里就行”。后来有人问她“42岁才结婚，会不会遗憾没早生孩子”，她笑“我和他一起过了24年，比很多夫妻的‘热恋期’还长，孩子不是必需品，陪伴才是”。

现在俩人住在台北老公寓里，阳台种着骆武昌养的兰草，客厅摆着郑丽文从各地采访带回来的小摆件。骆武昌还是每天六点起床煮茶，郑丽文会跟着喝两杯，然后各自出门。晚上回家，他改作业，她写专栏，偶尔抬头对视一眼，像回到学运时那个飘着雨的夜晚——没有轰轰烈烈的承诺，只有“我还在”的踏实。

有人说这是“晚婚的清醒”，可哪是清醒，是认准了就不松手。24年的学运伙伴、异国恋的越洋电话、病床前的热汤，这些细碎的事儿串起来，比任何“我爱你”都实在。婚姻这事儿，从来不是算计出来的，是一起熬过事儿，才懂“就是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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