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任弼时被捕，在他押往安庆的路上，突然遇到了老熟人，两人四目相对，对方刚要张嘴，任弼时赶紧使了个眼色。那人顿时秒懂，默默转身离开。
1915年，11岁的任弼时考上了长沙的名校。学费虽免，可高昂的吃住杂费让这个靠教书过活的清苦家庭愁云惨雾。你很难想象，当时才13岁的陈琮英主动站了出来，决定去长沙打工供未婚夫读书。在机器轰鸣、棉絮飞扬的小厂房里，她裹着小脚，坐在织袜机前，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手指磨破了，腰背僵硬了，小脚肿胀到钻心地疼，她咬着牙，一声不吭。 她硬是靠着每月省吃俭用攒下的、带着汗水和血泡的铜板，撑起了任弼时的求学路。这份恩情，任弼时记了一辈子。
1924年，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任弼时在上海大学教俄语。年轻、有才华、留洋背景，这样的配置放在当时的十里洋场，绝对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不少剪着短发、穿着旗袍的摩登女学生对他心生爱慕。面对这些追求，任弼时的态度极其坦荡，每次都笑着摆手：我有未婚妻，她在长沙织袜厂做工。这话传开后，有人当笑话听，觉得他脑子转不过弯。可任弼时从未动摇，他记得那个在工厂里熬红了双眼的姑娘。1926年，当连完整句子都说不利索的陈琮英来到繁华的大上海时，自卑得不敢抬头。西装革履的任弼时一把攥住她的手：抬起头来，你是我妻子。 这本是一个旧式包办婚姻的开头，最终走出了最让人动容的信仰轨迹。
视线拉回到1928年的那次危局。接到彭佑亭报信时，陈琮英怀里正抱着年幼的女儿苏民。局势十万火急，她二话没说，抱起孩子就踏上了营救之路。买不到客运车票，她硬是抱着孩子爬上了一列拉煤的火车。 车厢里全是刺鼻的煤灰，空间狭小到只能蜷缩着身子。一路剧烈摇晃，煤灰糊满了她的脸，钻进眼睛、鼻孔、嘴巴，她顾不上擦，只是死死把孩子护在怀里，生怕被颠簸甩出去。
到了安庆，陈琮英摇身一变，成了长沙纬纶纸庄的老板娘。开庭那天，法官拍着桌子恐吓，试图诈出破绽。坐在旁听席上的陈琮英脸色苍白，双手攥紧，却一个字都没松口。 她一口咬定任弼时就是店里派来收账的伙计。硬是凭着这股毫无破绽的镇定，法院最终以“证据不足”放人。人救出来了，代价却痛彻心扉。小女儿苏民在拉煤火车上受了严重风寒，高烧引发肺炎，没多久就夭折了。抱着女儿渐渐冰冷的身体，陈琮英彻夜未眠。任弼时红着眼眶握着她的手：这是革命的代价，孩子献出了生命，换回了我。
如果苦难有尽头，那绝不在那个年代。1929年，任弼时再次被捕，敌人用上了极其残忍的电刑。火花闪烁间，任弼时的后背被高压电流烧伤，直接烫出了两个拳头大小的血窟窿，五脏六腑严重受损。到了1931年，陈琮英抱着刚满百天的二女儿任远志也进了大狱。有了经验的她索性装成一问三不知的乡下村妇。敌人一盘问，她就悄悄在怀里的女儿身上狠狠拧两下。 婴儿凄厉的哭声响彻审讯室，又拉又尿，搞得敌人烦躁不堪，只能草草收场。在阴冷潮湿的牢房里熬了五六个月，陈琮英把仅有的一件破棉袄死死裹在女儿身上，自己冻得瑟瑟发抖。
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长征。1935年，陈琮英带着身孕踏上了漫漫征途。一个裹过脚的女人，走平路都费劲，何况是翻雪山、过草地。脚上的水泡破了流脓，脓干了结痂，痂掉了又磨出新的水泡。 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但她愣是咬着牙没掉队，用一双小脚丈量出中国革命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传奇。 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她生下了女儿任远征。产后虚弱，半点奶水都没有，婴儿饿得哇哇大哭。朱德总司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亲自拿缝衣针弯成鱼钩，跑去河边钓小鱼给她熬汤。一碗热气腾腾的鱼汤，加上女护士们从牙缝里省下的一丁点青稞炒面，硬是把这对母女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这对夫妻的一生，彻底把“小家”揉碎去填补了“国家”。他们的孩子里，有夭折的，有在战乱流离中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的。而任弼时本人，长期的非人折磨和超负荷工作，让他的身体早早亮起了红灯。他晚年有著名的“三怕”：一怕麻烦人，二怕花钱多，三怕工作少。 医生让他卧床，他坚持让秘书念文件；别人劝他休息，他总说，今天能走一百步，绝不只走九十九。1950年10月，这位被称为“党内骆驼”的钢铁硬汉突发脑溢血逝世，年仅46岁。在他抢救期间，老战友周恩来匆匆赶来，可清醒片刻的任弼时却拒绝相见——他太清楚自己形如枯槁的惨状，绝不忍心让老战友徒增悲痛。
历史走到最后，留下的背影属于陈琮英。这个曾被认为是包办婚姻牺牲品的童养媳，靠着深夜点煤油灯一笔一划的苦学，后来成为了中央机要局机要处处长，一路活到了102岁。她跨越了一个世纪，亲眼看着丈夫用命换来的新中国从百废待兴走向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