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驻德大使蒋作宾，穷到连房租都交不起，差点被房东扫地出门！

蒋作宾当过临时政府的陆军部次长，1928年被派去德国当公使，兼管奥地利。放在今天，这职位得多风光？可他一到任，傻眼了。南京国民政府那边，薪水有一搭没一搭地发，还经常七折八扣，一拖就是好几个月。

他在1930年1月的日记里直叹气：“薪水极薄，又常拖欠，真是痛心！”
堂堂一国公使，活生生被逼成了“讨债专业户”。他不停地往国内发电报、写信，不光替自己的使馆要钱，还得帮着其他欧美国家的中国使领馆一起催薪。想想那画面：本该在外交场合舌战群儒的他，整天焦头烂额地算计着，这个月的房租怎么凑，馆员们的饭钱哪里来。

好不容易，1月底来了个好消息，说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经费按十成发！蒋作宾刚松口气，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国内又没动静了。钱还是没影儿。
他气得不轻，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说要请假回国——不干了！日记里写得很直白：“四五月一钱不来，无论何人亦不能支持矣。”这委屈，隔着纸都能感受到。

可请假也没被批准，穷日子还得过。
更丢人的事儿来了：好些使领馆因为欠租，被房东登报驱逐，脸都丢到国外去了。
蒋作宾在日记里痛心疾首：“国家体面，丧失殆尽！”外交部本部的人或许还能按时领薪，可这些远在海外、真正代表国家脸面的人，却被忘得一干二净，真是奇闻。

直到1931年2月，国民政府才补发了前一年10月的薪水。可那时候货币贬值，发下来的钱早已不值当初那个数，馆员们还是亏大了。
等到6月，一算账，驻德、奥使馆已经被欠了6万多块钱。
蒋作宾回国时，只能硬着头皮当面找蒋介石打报告，求着清偿欠款。

后来他调任驻日公使，处境依旧。穷到没办法，他甚至得自掏腰包，先垫钱给下属发工资。年底了，别人家张灯结彩，他的馆员却为怎么过年发愁。他在日记里心酸地感叹，外交官连家小都快养不活了，常有冻饿之忧。堂堂国家代表，在异国他乡担心挨饿受冻，说出去谁信？

这寒酸，不仅体现在人身上，连门面也撑不起。驻德公使馆地方又小又破，环境也差，想办个像样的晚会都难。
有一次请客，居然要分两批进行，因为地方一次挤不下所有客人。反观日本驻德大使馆，新馆落成，举办盛大舞会，蒋作宾受邀参加。他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因为那块地皮，中国使馆当初也想买，就是因为没钱，只好眼睁睁看着日本人买走。他在那天的日记里感慨：“日本无处不求第一等地位，连大使馆都要和英法比阔。中国使馆，却连七八等小国都不如……”

1931年4月，蒋作宾终于有机会回到南京。
这一回来，对比更刺痛他了。国内的高官们铺张浪费、极尽奢靡，而他在海外亲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们节衣缩食、受尽白眼。
他在5月的日记里写道：“感觉国内任何方面均不免浪费……此亦贫弱之道也。积重难返，将来不知何所底止。”写下这些字时，他该是多么的无奈和悲凉。

国家贫弱，连门面都撑得艰难；外交官纵有满腔抱负，也抵不过一封封催薪的电报和房东冷酷的驱逐令。
弱国无外交，蒋作宾的遭遇也是那时候整个国家的命运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