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21日，京城雨夜，在宣武区南新华街的一处拆迁房里，四个最大不过19岁、最小才16岁的少年，对一个与他们母亲年龄相仿、素不相识的避雨女子，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毫无缘由的虐杀。
他们不是为了复仇，不是为了金钱，他们的动机简单到令人毛骨悚然——“无聊，想找点乐子”。
这起案件之所以会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悲剧，不在于它的复杂，恰恰在于它的荒诞和毫无来由的“恶”。

事发凌晨，小雨淅淅沥沥，36岁的丁小燕出门去迎晚归的丈夫，她租住在一条老胡同里，日子不算富裕，但一家三口也过得温馨。
当她走到南新华街附近时，遇到了四个正在街上游荡的少年，他们是一对17岁的双胞胎兄弟，和他们各自19岁与16岁的女朋友。
这四人刚从网吧出来，百无聊赖，如同前一晚一样，正需要一场“刺激”来填补他们空虚的青春。两个女孩假装嬉戏打闹，故意碰撞丁小燕，然后顺势倒地，紧接着，两个男孩就冲上前来，以“你撞了人”为由开始寻衅。
他们先是抢走了丁小燕身上仅有的112元钱和一部小灵通。
但抢劫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序曲，真正的“乐子”才刚刚开始。
之后，他们将丁小燕挟持到附近的拆迁屋内，开始了令人发指的虐待。
他们用棍棒长时间殴打她，逼迫她脱光全身衣物，再用打火机焚烧她的头发和下体。被害人惨叫着苦苦哀求：“我也有孩子，已经14岁了，你们比他大不了多少，我应该和你们的妈妈差不多大，你们能这样狠毒地对待自己的母亲吗？”
这番哀求没有唤起丝毫怜悯，反而像是一种催化剂，让施暴者在她的哀嚎中，找到了一种病态的快乐和宣泄。
整个折磨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她死亡，现场惨不忍睹。

这起案件侦破极快，不到一天就水落石出。
警方于5月22日将他们抓获，而他们之所以迅速落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丝毫的畏惧和躲藏，甚至可能还在回味自己的“杰作”。
被捕后，这四个少年平静地承认了罪行，他们的供述让见惯了人间罪恶的办案人员都感到不寒而栗。
当被问及为何要如此残忍时，双胞胎兄弟的回答是：“没有事情干，想找点刺激”，听到受害者受虐时的惨叫，自己会感觉“特别舒服”。
在法庭上，他们的对答更是直白得让人绝望。
“你们去找茬儿是什么目的？”
“就是找完对方茬儿以后，打她玩。”
“那你们为什么让她脱光衣服，还用打火机烧头发呢？”
“闲得没事干了，也是为了图乐。”
“你们为什么非要采取打人的方法图乐呢？”
“就是在打人时，看到对方痛苦的样子，心里痛快。”
这些供词没有任何修饰，却很扎心地暴露了一种将他人痛苦视作快乐的、彻底的共情能力缺失。

这四个少年为什么会在一个寻常雨夜沦为恶魔，看看他们的家庭背景，或许能拼凑出他们扭曲人格的成因。
这四个少年通过网络相识，家庭境况惊人的相似——父母都没有稳定收入，家境贫寒，且无一例外地全部辍学。
双胞胎的父亲下岗，靠低保为生，对儿子们的教育感到无力：“我不让他们抽烟，可回家以后还能看见烟灰”，甚至因为害怕儿子离家出走，对他们把女朋友带回家同居的荒唐事，也只能“采取容忍态度”。
而两个女孩，一个智力上可能有些先天不足，从小到大“别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另一个则因为感受不到家庭温暖，已经离家出走一年多，父母忙于生计也疏于寻找。
正如辩护律师所言，“他们的犯罪与家庭背景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社会问题”。
心理学家宗春山在分析此案时指出，这几个孩子表现出的是一种极其微弱的共情能力。当别人因痛苦而惨叫时，他们非但没有感到不适，反而体验到快乐。这种病态的心理，极可能源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长期被忽视，情感需求得不到回应，最终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对外界的冷漠感。
为了打破这种冷漠，他们选择用一种极端的方式——暴力，来感受自己的存在，发泄内心的空虚和不满。更可怕的是，这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他们不断“升级”的找乐方式。
就在案发前一天，他们就用同样的手段虐待了一个智（障）的老年流浪妇女，而那次经历，让他们感到“莫名的兴奋”和“意犹未尽”。

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四人构成故意伤害罪和抢劫罪。鉴于其中三人作案时尚未成年，最终判处双胞胎哥哥17年，双胞胎弟弟14年，已成年的19岁女孩17年，未满16岁的女孩9年。
宣判时，两个女孩失声痛哭，而双胞胎兄弟则面无表情。
死者家属则因判决结果崩溃大哭，跪地哭喊：“姐，无缘无故的，你走得那么惨！为什么不判他们死刑？”。
家属无法接受，检察院也认为量刑过轻，提起了抗诉。
最终，双胞胎哥哥的刑期，由17年改判为无期徒刑，其余三人维持原判。

这起案件尘埃落定，但留给社会的拷问远未结束。
它残忍地揭示出，当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情感纽带同时断裂时，那些被放逐在边缘地带的灰色少年，会释放出怎样不加掩饰的、纯粹的恶。
这种恶，不是为了任何具体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找乐”，为了在别人的痛苦中确认自己的存在，它比任何有目的的犯罪都更让人感到彻骨的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