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因张阿林的陷害被关押入狱，巡捕见到后笑着说他演得非常好，你究竟是怎样的好演员呢？
1933年4月7日的晨雾还未散尽，南市北站月台上却已熙攘。煤烟、吆喝声、脚步声混杂，谁也不会留意一个手拎痛风药盒、戴旧呢帽的中年男子。他是“王先生”，也是陈赓。再过两天，他就要离开上海。组织安排妥当，任务地点已远在湘西。但眼下，他得先在这座十里洋场再熬四十八小时。
临行前松口气并非奢侈。傍晚，他钻进霞飞路一家小型影院，挑了靠过道的位置。灯灭的一刻，胶片沙沙作响，他的眼睛却在黑暗里打量座椅间隙、出口走向、消防栓高度。放松与警惕，像两根绷紧的弦同时震动。电影演到中途，左侧空位忽然被人拍了拍椅背，一个熟悉的身影坐下——张阿林。
这名字在上海地下交通线上不陌生。往日他寡言木讷，接头永远按暗号来去，从不多言半句。今晚，他却轻声招呼：“老王，好巧。”这三个字让陈赓脊背微凉。地下关系讲究定式，一旦出现额外寒暄，十有八九不妙。胶片上是西洋武打，他却把注意力集中到对方的鞋跟泥点、袖口折痕以及那件刚熨过仍带折线的外套。张阿林像特意装得散漫，可肩膀并未松弛，肌肉正处在随时发力的姿态。
影片结束，观众潮水般涌向出口。陈赓故意落后几步：“烟瘾犯了，去洗手间抽一支。”张阿林点头：“我也去。”镜子前，两人并肩洗手，水声盖住细碎说话。陈赓留神对方的眼，发现那双眼睛在闪避。一个念头浮上来——试探。

洗手间门口摆着瓜子筐，陈赓抓了一把又丢下一枚铜元，借机朝影院后巷退。张阿林随行，神情淡漠得近乎木然。走到巷口拐角，后方忽然响起短促口哨，紧跟着几道手电光束插进巷子。陈赓猛地转身，肩膀贴墙，右脚探步，一个“封门拳”横扫。可他终究受旧伤影响，发力慢了半拍。张阿林退让一步，顺势吹第二声口哨。
脚步声如雨点落下，四名巡捕抬棍堵住出口。对方喊：“别动，双手抱头。”陈赓暗骂自己轻敌。若单是张阿林，还有一线突围，可巡捕从正面堵死，退路已被塑料桶挡住——那是他们事前放置、伪装成垃圾的障碍。
被反剪双臂时，他故意装作惶恐喊疼，借机用食指在袖口缝线里扯下一小节黑线。黑线一旦取出，就表示“身份暴露，紧急应援”。这是上海交通站内部约定的求援信号。细节虽小，却能决定生死。

巡捕局看守所灯光昏黄。登记簿上写着：姓名——王先生；职业——商贩。签字时看守抬眼：“名字太普通，你倒会挑。”陈赓微微一笑：“随便写的。”他知道，没有确凿证据，巡捕只能暂押。但叛徒递交的口供足以让特务机关动身。
当天深夜，张阿林出现在看守所走廊，向队长递交补充口供。隔着铁门，他低声嘀咕一句：“对不住。”陈赓抬头，淡淡回望，没有一句话。对话没有意义，行动才是筹码。
三天后的10日上午，法捕房移押手续完成。穿灰制服的外籍巡捕押送犯人时，看了档案后打趣：“先生，听说你在戏院演技不凡，真是一位好演员。”语气里带着油滑。对方不知道“演员”三字对地下人士意味着多少次生死轮换，陈赓只报以沉默，心里却在梳理逃脱环节：车辆路线、押解人数、沿途转弯点、车速，任何细节都可能变成空隙。

法捕房到提篮桥的马车通常选走四川中路—天潼路—海宁路，全程不足五公里。车到海宁路时，道路因修缮出现单向通行，押解车只得临时改道。意外即机会。车厢内只有两名巡捕，一前一后持短枪。陈赓被铁链锁住手脚，但锁扣下方留出半寸活动空间。这是他主动示弱配合的“奖励”。
车行至老泥城隘口，车外突然传来爆胎巨响，马匹受惊。前排巡捕弯腰查看，后排警惕性下意识靠前。陈赓趁瞬间，右膝顶向侧壁铁栏，借弹力向后缩身，左脚锁链紧绷的瞬间用双腕猛地一拧——黑线缠绕的袖扣被拉开，露出一截磨尖的勺柄。他早就把食堂勺柄磨成尖片藏进袖中。尖片直插锁孔，铁链松动，他向后翻滚，肩膀撞开车门，整个人摔在街面。
后排巡捕反应极快，拔枪射击。枪声惊乱行人，烟尘四起。街角早有接应的交通员抛出烟饼，浓白弥漫。“快走。”交通员只吐出两个字。陈赓翻身钻进旁侧杂货铺背门，沿地下疏水道匍匐百米，直抵内河船坞。十分钟后，船篷卷起，黄浦江雾色与船身融为一体，追捕者只剩河风呼啸。
那夜，法捕房纪录写着“嫌犯于押解途中畏罪跳车，生死不明”。历史档案里，这行字至今存疑。陈赓随后在湘西前线出现，指挥战斗，时隔不过三个月。

这场被叛徒交出的陷阱，折射出地下战线残酷逻辑：一层伪装套一层谎言，信任可以让同志并肩，也可能在瞬间变成利刃。张阿林为何叛变？有人说家眷被捕，有人说重金诱惑，更有人猜测早在数月前已被软禁。缺乏确证档案，外界只能停留在传闻。可以确定的仅有一点：那条黑线最后传递成功。交通站迅速更换暗号、撤离联络点，最大限度减少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