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何香凝病重时，向中央提出一项非正常要求，周恩来表示中央愿意予以批准！

1925年8月的广州街头燥热难当，刚刚参加完追悼大会的何香凝收起手中的黑纱，不动声色地擦掉眼角的泪。她对身旁的邓颖超低声说了一句：“革命，是要拿命来兑的。”短短九字，像铆钉一样钉进旁人心里，也昭示了她此后一生的轨迹。
从拒绝缠脚开始，她就与旧礼教划清了界限。七岁那年，母亲准备用白绸带给她缠足，她反手夺过剪刀，咬牙剪成碎条。家人惊诧，她却平静得很，只说一句“这不合脚”。那一夜，父亲叹了口气，没有再提裹足的事，却悄悄为女儿订了私塾。日后回忆，她常感慨：如果当初没那把剪刀，也许此生便与奔走呼号绝缘。
青年时期，她跟随廖仲恺赴日。白天攻读绘画与经济学，晚上跑到神田的留学会馆听演讲。孙中山讲三民主义，她做速写，旁注一句“救国先救女”。这一张草图数年后被她珍藏，成为她写《敬告我的同胞姐妹》时的灵感源头。那篇文章用温婉的文字提出“妇女应受教育、能劳动、要参政”，在留日圈子里激起不小涟漪，日本学生干脆称她为“奥巴桑——中国大姐”。

回到香港，她把纸上理想落到街头。石水渠街的贫民医院，每天排队看病的女工从拂晓站到午后，她与几位志同道合者自掏腰包买药，门口还挂起“合作社”木牌，白布条下写着“平价米油”。工人们说老廖太太好，她却笑：“我是给自己攒人心。”这种把救亡与济贫并举的做法，为后来的抗日救亡工作打下群众基础。
国共合作破裂那年，蒋介石下令严查左翼社团。深夜敲门声骤响，几名青年被捕。何香凝带着邓颖超闯进看守所，直面军警：“要人可以，签字我来，罪名我担。”几句斩钉截铁，竟让办案人一时语塞，事后她托人向周恩来递话，请他别为自己分心。周恩来回信寥寥：“烈火见真金。”

此后岁月如逆水行舟。抗日、内战、建国，风云翻转，她始终坚持“党外不在党外，党内不居其位”的原则，既在民革门口挂牌，也在全国政协发声，替劳工、替妇女、也替仍被关押的旧友奔走。人们说她像一条多头并进的大河，流经不同阵营，却从不改向。
1971年7月上旬，88岁的何香凝突发心梗，住进北京医院。病榻旁，她把多年珍藏的廖仲恺遗像放在枕边。病情转重时，她以微弱的声音向周恩来提出一个“违反规定”的请求：身后不愿火化，只想回到南京中山陵侧，与丈夫合葬。

那时全国已推行火化政策，破除旧俗的宣传声势正盛。有人劝她多考虑“榜样作用”，她摇头，指着床头那张发黄的照片：“他在那里，我也得去那里。”话音细若游丝，却透着从未动摇的执拗。
周恩来赶到病房，静静听完，握住她的手，久久无语。十分钟后，他起身，对在场医护与家属说：“中央同意。”两字，稳稳落地。有人轻声提醒合葬仍需走审批程序，他摆手制止：“不需再议。”那年夏末，何香凝安然长逝，灵柩自北京出发，经沪宁铁路运抵紫金山麓，与廖仲恺相伴永眠。
此事在当时引起不小的私下议论：烈士该以身报火化令，还是随心赴归宿？然而，决定已经作出。懂行的人隐约明白，这样的准许，并非对制度的破例妥协，而是对一位终身奔波、功高无私者的体恤与肯定。毕竟，她的名字早已与民国肇建、辛亥风雷、国共和谈紧密纠结；她的行状，也早已嵌进国家的集体记忆，不容简单归类。

细看她留下的书信，仍能感到那股柔韧力量。“革命是大海，不是孤舟。”她反复叮嘱后辈要善待劳工、尊重女性、信赖青年，而最动人之处，恰在于她始终以人的情感为根本。那一点温情，跨越了党派与制度的栅栏，让1970年代喧腾的政局多了一丝人味。
如今去紫金山凭吊的人不少，当目光掠过廖仲恺与何香凝合葬的青石墓冢，总会停留片刻。墓碑清冷，却让人想到那一句“革命，是要拿命来兑的”。在动荡岁月里，两颗同频的心选择并肩而眠，或许正是他们对信仰、对情感、对历史最简洁也最倔强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