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陈嘉庚回国做抗日考察，蒋介石批下八万餐费，陈嘉庚却请求政府能勤俭节约，坚持不浪费！

1940年1月的仰光港口，汽笛划破薄雾，陈嘉庚扶着船栏凝望北方。货舱里码放着药品、棉布、银元，标签上的数字来自十几万南洋侨胞的募捐。这趟回国考察，他要亲眼看看，捐款究竟落在何处。
他的身世并不传奇：福建集美穷渔村出身，少年漂洋过海，在橡胶园里摸爬滚打三十年，终成“橡胶大王”。财富滚滚而来，他却把巨款不断汇回厦门，建起集美学村、筹办厦门大学。对知识的信仰塑成他的脊梁，也构成他评判政局的尺子。

卢沟桥的枪声还在南洋报纸上作响，国内战费一天要吞掉一列火车的白银。华侨捐输已是政府命脉，陈嘉庚却听到同乡抱怨：钱进了官府黑洞。于是，他决定亲赴战区，从仰光飞昆明，再辗转抵重庆。
山城上空炮声不绝，飞机甫落，就有官员递来特批件：蒋介石批准八万元作宴款。按照当时行情，这笔钱足够前线一个团发饷月余。陈嘉庚心里一沉，却仍被礼节推上南山官邸的圆桌。

蜡烛映照银壶，鱼翅、鲍参依次登场。席间将领谈笑风生，仿佛战火在千里之外。陈嘉庚浅尝即止，晚宴后连夜起草公开信，刊于重庆多家报纸，言辞恳切，呼吁政府厉行节约，把每一分银元都送到兵站与难民棚。
这封信在江边茶楼传阅，士兵与小贩交相点头；而行政院会议却对“节约”二字讳莫如深。蒋介石再次召见他，言谈间强调中央财政艰难，又劝其继续组织侨汇。双方彼此试探，心知各怀算盘：一方需要金援，一方要求问责。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代表旋即登门。叶剑英、董必武谈及华侨救国与统战合作，言辞真诚；随后毛泽东的亲笔信辗转送到，盛情邀请他到延安目睹根据地的节俭与生机。信中一句“欢迎陈先生到延安看看真正节约”，恰如一把钥匙，开启了另一扇窗。
四月初，陈嘉庚抵达延安。黄土高坡冷风凛冽，窑洞里却热气腾腾：伙食是小米饭、野菜汤，干部与战士并席而食。简陋印刷厂机器轰鸣，中央研究院的黑板上粉笔未干，抗大操场口号声震天。他发现，这里虽贫，人人眼里有光，事事指向抵御外侮与教育未来。

数周走访后，他的行程受到密切监视，但延安所见已深植心底。回到南洋，他发起“献机运动”，短短两年筹得十三架运机与大批药品；又将数千名技术人员、工程设备送回桂林、昆明的兵工厂。1949年后，他把剩余股票悉数捐给新中国高等教育，用于扩建厦大理科大楼、购置实验仪器。
1961年8月的北京，灵车缓缓驶向八宝山。花圈上写着“华侨旗帜”，人群默立，汽笛再度长鸣。陈嘉庚以一生说明：义利并非对立，财富若能转化为书声与枪声，商人与民族便可在同一条战线上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