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王震去日本考察，出发前，周总理特意交代：“去了日本，不要买他们的东西。”王震到了日本后，却坚持买2样东西！

话说1957年那会儿，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百废待兴。老百姓吃饭的问题，是压在中央领导人心里最大的一块石头。王震当时已经是农垦部的部长了，成天琢磨着怎么让地里的庄稼多打点粮食。中央决定让他带队去日本考察农业，说白了就是去取经的。可那时候中日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关系敏感得很，周总理怕代表团在国外吃亏，就定下了一条规矩：日本人巴不得跟咱们做生意，你们去了只管看、只管学，千万别买人家的东西回来，免得被人拿捏。王震拍着胸脯应下了，还叮嘱团里的三十位专家和学者都得记牢了，谁也不许破例。

这支三十人的队伍在日本扎扎实实待了两个月。王震一有空就往田间地头跑，看得特别仔细。有一天，车队经过一片刚刚收割过的稻田，王震突然喊了一声“停车”，他瞧见田里有台从没见过的“小家伙”正忙活着。他跳下车，大步流星地走过去，围着那台机器转了好几圈。两个小橡胶轮子驮着一台小发动机，后面安着长长的扶手，扶手底下还有个座位，一个人坐在上面就能操作，在稻田里转弯掉头灵活得很。王震问这叫什么，翻译告诉他：手扶拖拉机。他兴奋得两眼放光，回头就对代表团的人说：“这东西好！咱们南方那些泥巴田，大机器开不进去，这个正好用！”

也就是在那些天，王震还注意到另一个细节。日本经常下雨，当地农民下地干活穿的不是笨重的蓑衣，而是一种轻飘飘的塑料薄膜。王震把玩着那件塑料雨衣，感慨地说：“这可比咱们披蓑衣干活轻快太多了！”后来跟日本的农业专家一聊，才知道塑料薄膜不光能当雨衣，铺在地里还能育苗、种反季节的蔬菜水果，产量能翻着跟头往上涨。王震一听，当场就拍了大腿：“这东西太好了，中国发展农业也非得用上不可！”

考察眼看就要结束了，代表团开始收拾行装准备回国。王震心里却像揣了二十五只小耗子，百爪挠心。他想把那种手扶拖拉机和农用薄膜买回去，可一想到周总理临走时的嘱咐，又犯了难。随行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提醒他：“王部长，总理可说了，不许买日本的东西啊。”王震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猛地一跺脚：“总理的话当然要听，一般的东西咱不买，可这两样东西不一样，对咱们的农业发展太有用了！我哪怕违背了禁令，也非得弄回去给总理看看不可！”

于是王震自掏腰包，买下了一台久保田手扶拖拉机和一批农用薄膜样品，硬是带回了国。回到北京，周恩来总理听说王震“违令”买了东西，先是故意板着脸：“我就知道你王胡子管不住自己，临走专门交代了，没想到你还是破了例！”等亲眼看到那台小巧灵活的手扶拖拉机在田里跑来跑去，又听王震汇报了薄膜育苗的神奇效果，总理笑了起来，连声说：“你买回来的这些东西都很好嘛！”没过多久，总理就指示有关部门从日本进口了一批手扶拖拉机，分发到各个省份去试用。

王震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毛主席也颇有感触地说：“日本这个民族很了不起，既保留自己的特色，又能敏锐地接受外来的新技术。这一点，我们确实应该向人家学习。”

今天回过头来看，王震当年的“违规购买”，其实给中国农业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手扶拖拉机在中国迅速实现了国产化，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大江南北的农村到处都能看到它灵巧的身影，既能犁地、播种，又能收割、脱粒，还能跑运输，一台机器顶好几个劳动力。而农用薄膜的推广，更是开启了中国农业的“白色革命”。1978年王震已经是副总理了，他专门指示农牧渔业部引进日本的地膜覆盖技术，后来又亲自打电话督促新疆垦区带头推广地膜棉。1981年他在石河子看到地膜棉试验田亩产达到了惊人的两百七十斤，当场就和农场场长签了推广合同。

有人说王震是“违背禁令”买回了这两样东西，可我倒觉得，他恰恰是最忠诚于人民利益的那一类人。禁令是用来保护国家利益的，可王震心里明白，对当时的中国农民来说，没有什么利益比一台好用的拖拉机和一张增产的薄膜更实在的了。他不是不守规矩，而是把更重要的规矩，让老百姓吃饱饭，刻在了骨子里。

这个故事还让我想起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怎么看待“规则”和“变通”之间的关系。王震的做法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规则的制定者要懂得倾听反馈，执行规则的人要懂得分辨什么是原则、什么是形式。周总理并没有因为王震“违令”就勃然大怒，而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成果；王震也没有仗着自己劳苦功高就胡作非为，他买的东西样样都用在刀刃上。这种上下级之间相互信任、灵活务实的风气，或许正是那个年代能办成许多大事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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