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吴运铎被炮弹炸伤，不得不回到后方接受治疗。因人手不够，一个小媳妇被派来照顾他。这天夜里，小媳妇推开门，被吓得“嗷”一声惨叫，捂着脸转身就跑。吴运铎一拍大腿：这下闯祸了。

那年秋天，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子弹厂厂长吴运铎接到了军工部的紧急任务——修复一批从战场上收回来的废旧迫击炮弹，前线急等着用。除锈、填药、装引信，前面的工序都完成了，唯独缺少引火的关键材料雷汞。他没有犹豫，决定从废旧雷管里手工挖取。这活儿极危险，雷管这东西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炸。他用钳子小心翼翼掏出第一块雷汞，松口气准备继续往里掏的时候，一声巨响，雷管在左手里炸开了。

四个半手指没了。左眼当场失明。左膝盖被炸出碗口大的一个坑，骨头直接露在外面。工友们七手八脚把他抬到后方医院，他昏迷了整整十五天才挣扎着醒过来，命算是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的。

醒过来是醒过来了，护理成了大麻烦。后方医院人手缺得厉害，护士要照顾几十号伤员，根本忙不过来。医院临时从宣传队借调了个年轻姑娘过来搭把手。姑娘叫陆平，刚参加革命没多长时间，之前在文工团待过，被分到火药厂当装配工。医院领导觉得她手脚麻利，就安排她帮忙照顾重伤员。

陆平头一回见吴运铎是白天，当时病房里光线还好，她心里虽然发怵，但好歹撑住了。可到了夜里就不一样了。那天她端着油灯推门进去换药，煤油灯的光本来就不亮，晃晃悠悠照在病床上。她先看见的是吴运铎满脸缠着绷带，然后灯往下一移，照见左眼位置蒙着纱布，左手裹成一个大纱布团子，血从纱布缝里渗出来，在灯下泛着暗红色。膝盖上的伤口更大，绷带底下鼓鼓囊囊，看不清到底成了什么样。

陆平“嗷”地惨叫一声，油灯差点脱手，捂着脸就往外跑。吴运铎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想追没法追，想解释也解释不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左手——说是左手，其实纱布团里裹着的是半截手掌，四个手指连根炸没了。这模样，别说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姑娘，换谁第一眼都得吓一跳。

吴运铎心里明白，自己这伤确实骇人。他这一辈子，何止这一次让旁人害怕。早在1941年，他就因为脚面被发动机摇把砸伤化脓溃烂，医生警告不截肢会死，他贴了块膏药拄着木棍就归队了，硬是靠意志力扛了过来。他身上从膝盖到脚趾、从手指到手腕再到眼睛，大大小小的伤疤超过一百处，每次去医院都像去修破烂机器，修完继续干。

可这回不一样。这回他是被炸得面目全非，连照顾他的人都吓跑了。要是没人敢接近他怎么办？要是医院因为他太难照顾放弃他怎么办？这些念头在他脑子里转了一圈就被压下去了。他不是第一次被炸，也不是最后一次。1947年在大连试验炮弹引信时哑炮爆炸，他再次被炸倒在血泊中，左手腕骨头截断，右膝盖下被炸劈一半，右眼又崩进一块弹片。跟他一起试验的厂长吴屏周当场牺牲。相比之下，被姑娘尖叫一声算什么闯祸？活着就是赚的。

倒是陆平，跑出去之后在走廊里喘了半天，越想越觉得自己丢人。人家是为了造炮弹、为了打鬼子才伤成这样的，自己连看都不敢看，算什么革命战士？她咬了咬牙，第二天又推门进去了。这回她没跑。

后来的事，很多人知道了。陆平慢慢克服了恐惧，每天给吴运铎换药、擦洗、喂饭。吴运铎醒过来第一句话问的不是自己的伤，是工厂的生产进度。陆平愣了半天，眼眶就红了。她被这个人打动了——都伤成这样了，脑子里装的全是前线、全是弹药、全是怎么让战士们少流血。

1945年除夕，两人结为革命伴侣。婚后陆平也投身兵工事业，后来吴运铎多次负伤，她既是护理者又是工作助手，一辈子就这么并肩走下来了。

吴运铎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1953年拖着伤残的身体写完了自传《把一切献给党》，这本书再版无数次，影响了好几代人。他身上那些让陆平尖叫的伤疤，后来成了“中国保尔·柯察金”最醒目的勋章。有人问他后不后悔选这条路，他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为党为人民工作一天。”

那头狼蹲在坡上盯着王耀南的时候，王耀南一枪把它毙了。吴运铎蹲在那颗废旧炮弹面前的时候，炮弹没给他开枪的机会。可他们都做了同一件事——在最危险的位置上，用最笨的办法，干最硬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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